人间新年特辑丨回家的路

2019年秋的一次公司团建，让我感受到导游工作的“优势”——尽管要起早贪黑、事无巨细地操心着游客，但有趣、充实且自由。我暗暗下了决心：从工厂走出去，转行做导游。

当时，21岁的我正在昆山一家德资制造工厂做技术员。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月薪能到6000元，业务也相当轻松——厂里做标准件，一年到头只批量生产几种产品，所以出现的问题也就那么几样。有时到现场，我闭着眼听听机器的轰鸣声，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不少员工艳羡我“提前步入老年生活”，但我觉得自己这整天无所事事的状态，跟看门大爷也没什么两样。所以，团建一回来，我便开始准备导游考试，背书、刷题、背导游词，信心满满地赴试。本想着考过了，就立马辞职找导游的工作，谁知春节之际，疫情爆发，旅游业的灭顶之灾也随之而来。

3月底，工厂复工。这时我已经通过了导游考试，但疫情下无数经验丰富的导游都前途渺茫，何况我？原本支持我转行的父母改口，让我好好做本职工作，我也只能暂时作罢，回工厂上班。我同批进来的两位技术部的同事，因家里原因未能按时到岗，最后出现在了公司的裁员名单里。主管拿着裁员名单拍拍我肩膀意味深长道：“我觉得你表现一直不错，后面也要好好干啊！”

我尴尬地点点头。

就这样一直干到5月底。一个下雨的傍晚，正在值班的我，又一次百无聊赖地发着呆，突然听到有巨大的雷声在窗外响起，但随即又被车间的轰鸣所覆盖。刹那间，我浑身一震，不知怎地，就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领导说要辞职。领导说：“你可要想清楚了！”

第二天，我便找到人事拿到了离职单。

临近夏天，各地疫情缓和了不少，国内旅行也在悄然复苏，但我在网上寻摸了大半个月，才看到W旅行社在招聘。

看宣传，这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旅行社，规模不小，门店也多，而且导游岗并没要求工作经验，这让我异常惊喜。我投出简历，很快就收到回复，让我下午就去附近那家门店面试。

门店很局促，空间不大，没几个人在现场。面试我的是门店经理王总，他脸色黝黑，带着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看起来挺好相处。他对我“跨专业”求职并未提出多大质疑，随口问了几句就开始高谈阔论，描绘公司的广阔蓝图：“我跟你讲啊，现在疫情正在好转。之后会有很多人在家待不住，到时候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消费。而且现在旅游行业啊，国家政府都在努力地帮助恢复，只要坚持坚持，熬死周边那些旅行社，那么这一片市场就是我们的，我已经计划再开5家分店……”

他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更加迫切想要进入旅游行业，当场便签了入职合同：底薪3000，带团费一天200为基本工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招揽游客报名，按照5元一人的提成来算。”王总补充说。

次日入职后，我加入旅行社的微信群，看着同事发出的旅游宣传海报，我一下愣住了——海报上的景点，都是周边免费的公园古镇，像拙政园、虎丘、寒山寺这类的本地著名景点都没有。而这些旅行团的团费全都是几十块的费用，还全程空调大巴，送各种礼品。

我倒是听说过这种“低价团”，但没听说过这么低价的团。况且，老做这种团，旅行社怎么赚钱？旅行社赚不了钱，那我们导游的前景岂不是很不明朗？

2

正式跟团前，王总让我先跟资深导游张姐学习一周。张姐三十来岁，皮肤很差，穿着很是老气，但她性格开朗，喜欢唱歌跳舞，说话也大大咧咧。

第一天跟张姐团，早上天擦亮，我就到了集合点。等车上人齐后，张姐三言两语就对游客们讲完了这天的行程：“其实就是两个购物店占用一上午时间，然后下午一个免费景点，之后就去仓库拿礼品。”随后她又加重语气道：“在购物店，你们买不买我不管，但是一定要在里面待够一个半小时才行，配合好里面工作人员，不然你们也没法拿到礼品，我也不好交差！”

车上有个阿姨嘻嘻哈哈打趣道：“购物店那边需要我们配合的就是付钱买东西。”话一说完，顿时车上人都笑了。

张姐笑而不语。见我满脸疑惑，她回头悄声告诉我，拉去一个游客的人头，购物店就会返好几十块钱给旅行社。加上在购物店里听讲师推销各种产品，一个团50个游客中，总会有人买一些，消费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后，旅行社还能分到钱，“往后公司也会考察你的‘人头费’的”。

我恍然大悟：“难怪几十元的团，还能包吃包玩呢！”

“那是！还有1块钱的团，19块9送60个鸡蛋的团，48元送皮皮虾、生蚝、带鱼的海鲜团呢。反正做这种团，旅行社不一定能赚多少钱，但一定不会亏本。所以，你要安抚好游客，也更要安抚好购物店，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

我点点头。张姐冲刚才呛声的那个阿姨撇撇嘴，悄声跟我说：“这个李阿姨不太听话，容易搞事情。”

没想到，一语成谶，在第一个购物店，张姐这句话就应验了。

这家专卖蚕丝被的购物店里有很多展厅，游客进去后，有导购讲解产品，而我们导游就在门外坐着，等待1个半小时过去。结果不到半小时，房间里突然吵闹起来，我和张姐赶紧冲了进去。

李阿姨在对着导购骂，说什么“骗子”“没良心”，而那个导购则恶狠狠回复：“我骗你什么了？啊？你口袋比脸还干净，买不起就别吱声！”一阵拉架后，我们提前将全部游客带到大巴车上，前往下一个行程点。

车上，张姐则一脸阴沉地对全体游客说：“自己不买可以，但不要拦着别人买，你自己觉得价格贵，不代表别人和你一样穷！”

这话一说，李阿姨又坐不住了，“腾”地站起来：“你什么意思啊！我穷？我买不起？”

张姐又一脸无辜：“我又没说你！”但谁都清楚，说的就是李阿姨——刚才她之所以和导购吵起来，就是因为她拉住几个想买东西的游客，跟人家说价格太贵，被子这不好那不好。导购看到她这顿操作，肺都气炸了。

第二个购物店逛完后，我看到李阿姨大包小包地出来，还得意洋洋地朝我和张姐扬了扬东西道：“我穷！我这次买了五千多！”

张姐笑了笑回道：“你只要不捣乱就行！”

跟了几天后，我发现无论是锅具店、丝绸店，还是日化用品店、乳胶店，套路也就那么几种。第一类是“以送代卖”。导购说自己是为产品做宣传，只送不卖，但“只送那些有诚意帮他们宣传的游客”。如何体现所谓的“诚意”呢？就游客先按照产品的标价把钱给导购，导购给了游客产品后，再给游客发个红包，里面的钱刚好是游客之前给的钱——前期，产品都只有几十、一百块，导购都会如数奉还，等到后面标价金额大的，返回的红包钱数就少了。游客闹的话，导购就不停送赠品堵他们的嘴，然后让导游赶紧把游客领回车。

第二类是“筛人，重点打击意向客户”。这类操作更加精细，安排游客进店之前，导购会将带团导游拉到一旁，询问这个团有没有新人、有没有刺头，今天有没有去过别的购物店，如果有的话，消费是多少？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决定导购接下来去定产品的价格、赠品的标准以及编造故事的内容——主要是靠卖惨博取同情，现场年纪大的游客偏多，总有人心肠比较软，会被感动想要去买产品，这时，导购就会以各种名义将对产品完全不感冒的游客请出房间，然后把那一波上头的游客转移到另一个房间，里面会有专人去一对一介绍、给游客洗脑，这样购买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不管导购们的套路有多高明，游客多来几次，也就了解得清清楚楚了，几时出手，几时收手，他们已了然于心。毕竟在我们这种以退休中老年为主力的“低价购物团”里，有超过八成的游客都是经常来参团的，有的甚至是天天跟着团跑。比如那位李阿姨，张姐说她一个月里有半个月是报我们社的团，其余时间还报其他旅行社的团，反正一个月没几天休息的。

因此，购物店遇到极其吝啬的团，“挂零蛋”的情况也正常。游客在讲厅里坐着，任由导购、讲师讲上90分钟，心如止水，巍然不动。有一位陈阿姨就很得意地说：“我出门就不带钱，任他们讲破天了也没辙！从根本上就解决了问题。”像陈阿姨这样的人多了，到后来，苏州的购物店都不再接待苏州附近的旅游团，因为根本出不了货！他们亏了本，也就不太情愿给旅行社“人头费”了。后来我们社就又开辟了常州、无锡的购物团。

当然，这情况各大购物店也清楚，但还是在赌，赌一个团总能出一些买东西的游客——有时是老客人一时兴起，也有可能新客人对套路无法招架。

张姐和我讲过，之前有个很爱玩的阿姨，花钱大手大脚，被一个导购忽悠买了5套丝绸被以及锅具若干，一天就花了将近4万块。不过，第二天她的子女就找到旅行社说要退货，一开始旅行社是拒绝的，最后又沟通一番，说只退一部分，老人的子女才作罢。

“那客人要是闹到文旅局会咋样呢？”毕竟在考试中，严令禁止导游和游客发生矛盾。

张姐翻了个白眼：“人家证件齐全，啥都有，查不到什么的，而且购物团现在不要太多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旅行社没有给导游购物提成，所以我们没有“义务”帮腔，而且为了防止有新游客在购物店被宰之后闹着不走，耽误整个行程，我们还要尽量地告诉游客们理性消费、“免费的午餐没那么好吃”，或者说些“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之类的话。但带购物团的导游毕竟还要拿“人头费”给旅行社交差，所以购物店和游客两边都不能得罪，说的话也不能太露骨。

有次，看见团里有新客，我一高兴就对他们详细讲解了购物店里的套路。等到了第一个购物店，导购讲完课后我签单时，发现被扣了10个“人头”，理由是我恶意诋毁他们购物店。后来了解到，讲师在厅里讲半天，游客都无动于衷，于是就问他们为啥都没反应，甚至连赠品都不拿。游客们就跟她说：“我们导游说你们套路多，不让买！”

我只能摊手认输，回去被王总批评一通。

3

长期来跟低价购物团的游客，基本不关注景点和购物，大都一门心思来领礼品。这些礼品在报名前，都会由旅行社的“销售顾问”发到群里。

因为低价购物团的游客大都是中老年人，而且团费便宜，所以他们不可能大老远来门店来报名。因此，每个销售手里都会有几个上百人的微信群，我们公司每周一都会排本周的团，然后让销售在群里发团的宣传海报，并重点联系“领队群”。听一个金牌销售说，领队群不需要人多，但要求“领队”对自己的销售顾问绝对信任——当然，销售也会给“领队”不少好处，比如请吃饭、平常发发小红包、带点小礼物之类，主要还是打感情牌居多。这些“领队”多是广场舞领头、居委会主任、老年大学班的班长之类，不仅会尽全力帮销售招揽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客户，甚至还会特意报别的旅行社的团，去帮销售挖其他团的人过来。

有游客报名后，销售会在公司报单群里报名，预定位置，因为有时候一天会有好几个不同种类的团，为了方便统计，团都以礼品来命名，比如“鸭蛋团”、“鸡蛋团”……

我也尝试过招揽游客。早上六七点在家里附近菜市场发传单，中午在老年大学门口发传单，晚上在一些大妈聚集的广场发传单，但是效果都不好——附近的市场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了，再加上疫情的缘故，招揽新游客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我没坚持多久就放弃了。

至于旅行社的销售，也只是利用手里积累的游客群，多发点小红包，让那些老游客带新人，帮忙宣传。他们也教过我其他手段，比如用自己小号加入各种菜市场的促销群、超市抢购特价群、还有别的旅行社游客群，点开群成员微信，一个个加，一个个打招呼私发旅游线路……我嫌手段不太光明，作罢。

至于忽悠游客报名的那些礼品好不好，我也不清楚，反正每次都跟开盲盒一样，绝大部分礼品游客都不太满意。鸡蛋还好点，像什么鸡鸭鹅，很多都是冻得邦邦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产的，甚至食品安全卫生是否合格也存疑。而这些礼品从哪里来的，我们导游更是不晓得，带团当天会有人联系我们，前去不同的仓库拿礼品。

可即便如此，也拦不住好多大爷大妈要礼品的心。有一个阿姨就说：“今天去哪里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关心今天拿的礼品质量好不好。”

对于这类客人，张姐也告诉我：“一定要仔细发放礼品，不要让一些路人、游客家属混过来冒领礼品，人数一定控制住，下来几次就可以了。”

带团一个多月后，基本每次都会出点小状况，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相安无事地结束行程。我以为自己算是摸准了“低价购物团”的命脉，掐准了这些大爷大妈们的脾性。直到8月中旬那次“鸭蛋团”，层出不穷的问题迅速把我打回原形，也让我接到了平生第一次投诉。

4

8月三伏天的一个周末，这天大巴的3个接站点，距我最近的打车都需要1个多小时。目的地行程较远，加上周末，购物团特别多，“计调”又将和购物店约定到店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于是，我早上4点半就在家门口打车到第二接站点。

我担心第一站点游客不对号入座，所以特意嘱咐司机师傅，一定记得提醒游客按座位号坐，不然第二站、第三站上来的人肯定得吵翻天——这种事情发生多次，没有人愿意自己吃亏，哪怕只是一个座位。

可当我到了站点10分钟后，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司机打来电话骂骂咧咧地说，游客压根不听他话，全都坐前面。之后，某个团还有一人起晚了，还在赶来的路上，超出发车时间，“领队”硬是不让他发车。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一沉，心想，这个团怕是不好带了。

等大巴到第二站时，已足足迟了20分钟。第二站的游客们早已心生不满，个别的满嘴脏话，我只能极力解释安抚。等到上了车，一位叔叔见自己位置上有人，指着占他座位的阿姨臭骂道：“你们不按时上车就算了，连座位都不对号入座，还有没有一点规矩，啊？乡巴佬！”

“你骂谁呢？死老头，嘴巴给放干净点！我们一年到头都出来玩，就从来没见过对号入座的，先到先坐，向来就是这样。”

后面的游客还没上完车，他们两人就堵在过道上吵了起来。我拼命往里挤，却发现只短短几分钟，事态便从两个人吵架变成了第一站和第二站全体游客的骂战。我本来想找到双方的“领队”拉拉架，却看到他俩吵得最凶。眼看事态失去控制，我便打电话给王销售——毕竟，这些是他联系的人。我让他打电话给“领队”解决，还特意问他，有没有通知第一站的人对号入座？他含含糊糊地说“通知了”。

然而吵红了眼的双方领队，压根不理会王销售的话，接完电话继续吵，足足吵了40来分钟。很多游客吵烦了，直接下车不理会我，还有游客满脸无奈地找到我要退团退钱，把他送回家。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凶残”的游客，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张姐打电话跟我说，叫我不要太好脾气，该发火就发火。然而我发了火，结果也不理想。后来，一个老太太告诉我原因说：“你年纪太小了，他们看你跟看自家孙子一样，再怎么凶，还能被你治住？”

难怪张姐会打扮得那么“老成持重”，原来是为了好开展工作啊。

尽管后来息事宁人，但大多游客还是很不开心。不一会儿，王总的电话也来了，他让我一定要稳住游客，尽量不要让他们带着情绪去购物店——疫情的原因，让旅行社失去了很多客源，生意难做，哪怕再无理的游客，也要好好伺候，只希望他们在购物店多买点东西。

车里的气氛很不好，我像个小丑一样，开始不停地卖力讨好游客，讲了不少笑话，也唱了好几首老歌，总算哄得气氛回暖了些。临到购物店，我担心再出什么幺蛾子，只能极尽所能将购物店的套路讲清楚。结果可想而知——我签单时，又被扣下十几个人头，我也只能顾全大局，认栽。

坏运气就像是个魔咒。前往第二个购物店的路上，一个阿姨在车上忍不住直接拉了肚子，车里臭气熏天，我和司机赶紧就近找到厕所，将她放下来处理。这时候我接到购物店打来的电话，说是让我尽快赶去，“今天团太多了”。

尽管加急赶过去，可还是迟了。走到门口，一眼望去，购物店大厅人满为患，我领到号后，发现前面还有4个团正在排队。就这样，在游客的骂声中，我们足足等了1个小时。到讲厅后，可能讲师脾气也不好，又和我们团一位阿姨话赶话吵了起来，我是满身疲惫去劝，购物店的工作人员也去拉架，一顿忙活，总归签了人头走人。

到了餐厅把游客安排好吃饭，我也准备去吃饭，可饭还没扒拉几口，团里的几个大爷又和餐厅老板吵起来了——这几个大爷喝起了自带的小酒。此前，在车上我三番五次强调，不要在餐厅喝酒，毕竟团队的餐食也不是啥山珍海味，半个小时吃饱就行了，周末，团比较多，后面都等着前面的吃完腾位置。

我只能左右调节，一晃时间又来不及了，也只能不吃饭就前往下一站。到地方后，为节省时间，我把游客放到景点自由参观，便和大巴司机开车先到领礼品的仓库去。

这次购物团的礼品是每人100个鸭蛋，刚好一人一整筐。一筐筐鸭蛋堆在仓库外曝晒，大老远我就闻到一股恶臭味。仓库的工作人员说，鸭蛋没有蛋托，所以筐里难免有磕碎碰坏的。我将拍的照片发到工作群，王总不以为意地说，“鸭蛋都这样”。

为了避免游客在返回站点下车领礼品时哄抢、冒领，所以在回程车上我特意和司机商量好，车只开前门，他在门口把着，一次放5个人下来。这种方式比较稳妥，游客们起先也欣然同意，但最终还是出了状况。

回到第一站，我下车打开车厢，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我当场就恶心得差点吐了。但跟着我下来的那5个叔叔阿姨的鼻子跟不通气似的，一个个钻到车后备箱里去挑整筐卖相好的鸭蛋。车里有靠窗户的叔叔看见后，在车上吼：“他们在下面挑呢？把好的都拿走，坏的留给我们！”

他这一鼓动，车上的游客都吵闹着要下车。幸好，我先他们一步，将里面挑鸭蛋的阿姨拽了出来，并关上了车厢，等那些游客凑了上来，我也不说话，也不发礼品，就静静地看着她们。司机见状说了几句好话，这才把他们哄回去，一切照常发放。

等到送第三站游客的时候，天都黑了，我已经满脑子浆糊。这一站人少，所以我就让他们全都下来。我站在车厢门口，让他们自己一人搬一筐。可等人都走光了，我发现车厢里还有两筐鸭蛋。我本以为是这一批鸭蛋碎的多，是供应商特意多给的（毕竟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就让司机处理，自己打车回家了。

可我上车还没几分钟，就有游客打电话说他没领到鸭蛋。我一问，才知道他下车后一声不吭地跑回离站点不远的小区，打算骑电瓶车来驮鸭蛋。

大巴司机不愿返回，我最后只能作罢，让公司处理。回家后，一个阿姨给我发了几张坏鸭蛋的照片，发语音告诉我：“哎呀，小徐导游，我这筐有6个鸭蛋都是坏的，差劲！”

我已经筋疲力尽，懒得管她口中的“差劲”，是说鸭蛋还是说我。

第二天去公司，王总告诉我，有游客投诉了我。

后来我将这事告诉一个关系好的前同事。他听完后，说干导游很不靠谱，劝我换个工作。我犹豫过是否离职，而且还挺担心因为购物团的不正规，到时候吊销我的导游证，那可完了。但下一份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只能思前想后，拖了又拖。

5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旅途都这么不愉快，也不是每一位游客脾气都不好。在几个月的接触中，除了那些一心要礼品的老面孔，也有少数“另类”的人。比如宋阿姨，就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最体贴、最善解人意、最有才的游客。

她家是戏曲世家，她从小就会唱昆曲、豫剧。所以每次带她的团，她都会主动地替我唱几曲活跃气氛，只要气氛弄好了，游客开心了，一切都特别顺利。

她都70多了，可报团很频繁，今天我带团能见到她，明天、后天照样能看见她。而且只要我带团，她总会笑眯眯地给我带早餐——因为第一次带她的团时，我抱怨了一句我住的小区附近没有卖早点的，只能空着肚子来。

其实宋阿姨不是贪小便宜的人，退休工资也不少，甚至有时她都不要礼品，还在购物店大手大脚买这买那。我和她熟悉后，跟她说，要真喜欢旅游，就报一些“纯玩”的团，这种购物团没啥意思。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宋阿姨告诉我，她一点都不喜欢旅游，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很多人一起热热闹闹地聊聊天、唱唱歌，图开心，“老伴死了，也玩不动了，就想趁着这几年，能热热闹闹的，不孤单”。

有时我也会遇到“天使团”。一次去丽水，因为路程比较远，所以到那里的玉器购物店时，我还特意告知店里老板，一定让导购把握好时间，后面还有行程要走，晚上回家不能太晚，那些老年人的家属会急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原本定好的1个半小时，硬生生被导购拖到了2个小时，当时我就急了。

关键，就那么几个游客在店里面，其余游客因为不感兴趣，早早上了大巴车。我和老板交涉，他说是里面有几个游客已经在犹豫了，等导购再说说就买了，后来又拖了20分钟，我实在忍不住，准备推门而入喊游客，哪知道，直接被老板和几个员工给架住，死命不许我打扰导购给游客洗脑。一个员工甚至还恶狠狠威胁道：“兄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不会不知道吧！”

望着他胳膊上龙飞凤舞的文身，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土匪窝了。我将这事反馈给旅行社，王总只让我“再等等”。

没辙，我气呼呼返回到大巴车上，将这件事告诉车上叔叔阿姨。其实在路上，我也讲了，这个玉，我们正常人看不懂，里面猫腻太多，100块买个石头无所谓，图个乐呵也行，价格高的，没必要，更不用听导购瞎扯，早点出来，我们早点回家。没想到还是有人进套了。

听我一说，这些叔叔阿姨比我还生气，吵着闹着要下车找店老板麻烦，后来我再三阻拦他们才作罢。随后等那几个游客出来空手上车，一车人气势汹汹问他们买了玉没，他们愣了愣，齐齐摇头，然后一车人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像是打了一个巨大的胜仗。

回程路上，车上载歌载舞，一片欢快。到昆山时，天已经黑了，我向叔叔阿姨们道歉，他们纷纷摆手说没事。他们一个个下车，我一个个将礼品放到他们手里，他们笑着跟我说：“今天辛苦了！”我的心里，突然觉得很暖。

回家的时候，还有个阿姨和我同路，到一个十字路口分别时，这个阿姨很认真对我说：“你是个好导游！”

我笑了笑，没有回她。

过了好几天，老板跟我闲聊的时候，说那个玉器购物店关门了，是我带的那一批游客集体在12315举报的，但没有举报旅行社。我面无表情，内心暗笑。

6

2020年的冬天特别冷，加上疫情尚未完全绝迹，大多中老年人都待在家中不愿出来，销售拉不来游客报名，天天被领导骂，之后一个个辞职不干。自然，我们导游也少有团带。而周边旅行社，无所不用其极地压低团费，甚至出现了免费团，还开各种宣传会，蛊惑游客，说参加便赠送礼品，吸引了很多贪便宜的游客，这让原本日子就不好过的公司雪上加霜。

之后，便是一家家旅行社开始比烂。

我们旅行社也出了新规：导游在不带团的情况下，要兼顾销售的工作，自己去发传单，在带团的车上加游客微信，天天轰炸他们，打感情牌，让他们报名。同时，为了节省开支，旅行社也只租一些老旧的大巴，不是座椅靠背失灵，就是话筒没声儿，看着都是小事儿，却总会给我们导游带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紧接着，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旅行社又开始订购了很多牛肉干、海苔卷之类的零食，让我们在车上卖。大巴司机很不乐意，嚷嚷着我们导游卖的钱必须分给他们一部分，说这是规矩。我知道他们口中的规矩是“导游自己进的货在车上卖车购，分司机一部分”——但我们的“车购”是旅行社要求进的，一罐零食卖25，我们只赚5块钱而已，又怎么分呢？

旅行社那边不管不顾，让导游们自己糊弄司机。好在司机得知实情后，也算理解我们，尽管心中不满，但也不会阻拦我们卖“车购”。

“车购“一开始是真好卖，可越到后面越不容易，我们几乎腆着脸在车上磨那些游客。有些阿姨叔叔，看我一天也挺辛苦，就大方地说：“小徐，我就看你面子，买几盒。”其实他们又不傻，这零食哪值这个钱呢？在后来一次带团中，一个女人加了我微信，推了很多零食的链接给我，我在上面找到我们公司卖的零食，一模一样，进价才在10块左右。

“车购”不好卖，王总却开始制定新规矩：一天带团必须卖够400元的“车购”，不然当天带团费扣除。这也让原本心生不满的我不再犹豫，坚决辞职——我是入职后才从游客口中得知，我们旅行社老板以前是卖保健品的，他们的游客资源就是老年人。我原本考取导游证的初衷是做地陪导游，专门做景区带团讲解的，可整整大半年，我带的都是购物团、低价团。

我的辞职让王总心生不满，企图拖我工资作为威胁。于是我一张申请书，将他投诉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后来王总与我和解，他告诉我，困境只是一时的，现在“纯玩团”不太容易做，所以很多原本做“纯玩”的旅行社也开始做购物团，致使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搁以前，一天发十几辆车，也是正常的。再考虑考虑，和公司共渡难关！”

我表示非常理解公司难处，但并不代表能接受公司无条件地加派任务。困难的时候，希望员工与公司共进退，那赚钱的时候，也没见员工的福利待遇变好啊？况且，带购物团本就不是我入这行的目的。

年关将至，我回家前，通过了黄山的一家旅行社面试，准备第二年春暖花开再入职。尽管这一年有太多波折，远没有在厂里上班时那么稳定轻松，但我依然对导游这个职业怀有极大的热情。在旅途中，我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而且做导游的每一天，空气中都充满着自由的味道。在工作中服务好游客，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感谢，这种成就感又是其他岗位不可比拟的。

我告诉自己，现在连那么难缠的叔叔阿姨们都能搞定，我还怕啥呢？虽然，我也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在黄山又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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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我叫黄国盛》剧照

2010年11月，中国富豪胡先生一家三口登陆加拿大西边的温哥华。飞机一落地，一家人连时差都不倒，便直奔BMO（蒙特利尔银行）开户。稍作休整后，他们于两天后飞向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胡家申请了那里的投资移民，如果登陆加拿大却不去岛上，身份是要成问题的。

同一时间，胡太太的闺蜜、刚刚向加拿大递上移民申请的辛太太，也以游客的身份来到了温哥华。

辛太太在国内是个炒房高手，此行的目的不言而喻：彼时温哥华的房产市场还在低位运行，一百万加元的独立屋满街都是，三四百万加元就完全可以买豪宅，在北上广深的富人看来，简直白菜价。

胡先生90年代初辞职下海，从纺织市场的门市部起步，掘到了第一桶金，到2000年后，已经变成东部省份的纺织巨头之一。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江南的商人大都想在杭州安家，胡太太和辛太太这对闺蜜，也在2007年开始“押宝”杭州的房产。

胡太太有钱，辛太太知道哪些是紧俏项目，还能从项目开发商手上要到折扣，两人的分工很明确：辛太太负责挑房子，胡太太负责买买买。

2008年，辛太太先押宝杭州新城区。当时，杭州一直在讲“城市向东”，“钱江新城”领涨全杭州，连隔壁楼盘开盘都要号称自己是“钱江新城新品”去蹭热度。辛太太挑中了正宗钱江新城板块中的“东方润园”——它在2007年入选“中国十大超级豪宅”，不仅俯瞰钱塘江，开发商还砸了大钱请海外设计师，“2户3梯大平层”，保姆都有单独的电梯。

两个女人商议：房子二人各占一半的股份，买在辛太太女儿的名下，占尽政策规定的第一套房税费低的便宜，也用孩子的名字办按揭贷款。

这年4月，辛太太刚刚成年的女儿，出面签下了购房协议，买下一套379平方的公寓，房子加税、加车库，总价1000万人民币。胡太太和辛太太调集了350多万资金出了首付，再以辛太太女儿的身份申请了649万的银行按揭，说好贷款也一人承担一半。于是，胡太太给辛太太女儿账上打了一笔钱，用来付她那份按揭。

2009年底，“闺蜜炒房团”又加入了新鲜血液，胡家邻居邰先生也来入伙。三家坐下来商议决定，一家出500万人民币，凑上1500万交给辛太太去看房、买房。

转年，辛太太“押宝”杭州老城区，在上城区的“蓝色钱江”和“金色海岸”又拿下两套房——这里是南宋皇城的底子，老杭州人的地界，老字号林立，人口密度大。

2010年3月，辛太太买下一套“蓝色钱江”的公寓，价格900万，380万首付，572万按揭，挂在一个完全与本案无关的人名下；4月，她又拿下一套“金色海岸”的公寓，价格1300万，用她弟弟的名字购买，546万首付，754万按揭；此外，辛太太和胡太太又各自在“金色海岸”购了一套房自住，做起了门对门的邻居。

辛太太继续运筹帷幄，将目光投向了萧山区——萧山和余杭在2001年成为杭州的一部分，她觉得这里的别墅很有升值潜力。她挑中了一套总价780万的“云深别墅”，用自己弟弟和弟媳名义购买，首付312万，余款468万仍旧申请了商业贷款。

不得不说，辛太太的投资布局很精妙，有老城区的公寓保底，无论杭州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房子都有升值的空间，用不到2000万的资金撬动了4000万的房产投资，想必胡家和邰家也纷纷给她的智慧和精明点赞。

从此，合伙人便彻底信任辛太太，当起了甩手掌柜，那几套房子的物业管理和出租，一概交给了辛太太处理，对于账务连问都不问。

胡太太对辛太太更是信任有加，两个闺蜜又一起在上海投资房产，还入股了合肥的一个地产项目——自然的，钱投进去了之后，项目的管理也都由辛太太操心。

2

辛太太出现在温哥华，除了为自己将来移民寻找落脚点，也是受胡太太委托来“看房”的。她找了一个华人房产经纪小顾，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

很快，她看中了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栋独立屋（下文简称“梅园”）。这幢房子距离大学很近，地方虽然不大，但却是豪宅——4个卧室，卫生间倒有4个半。

辛太太电话打过去，胡家对房子的照片看都没看一眼，就决定要拿下这房子，说全权委托给辛太太负责。在温哥华这边，辛太太大笔一挥，在买房合同上签下了胡先生夫妻的名字。小顾也是个灵活人，他在合同见证人这栏签字证明：“是的，我看到胡先生和胡太太作为买家签字。”

这栋价值238万加元的的房子，迅速拍板成交了。15万加元的定金，是胡先生从自己BMO的账户直接付款的，而这笔钱，是辛太太提前转给胡先生的。待胡家一家三口从爱德华王子岛回到温哥华，辛太太又从自己的账户里打了60万加元到胡先生的账户，作为房子的首付款。

随后，胡先生和胡太太向BMO申请了166万加元的按揭，办手续那天，胡氏夫妇和辛太太一起去的办理过户的律师办公室，夫妻俩在律师面前签了按揭协议，交了购房本票。走出律师楼，他们就把签好的一大叠购房合同、票据一起交给了辛太太，连个复印件都没留，便飞回了中国。

根据记录，这栋房子在2018年2月再度售出，价格是319.2万加元。（作者供图）

胡家回国后，辛太太把这套投资房以每月4000加元的价格租出去2年。租金直接存进了胡先生付银行按揭的账户，可以抵掉每个月按揭5600多加元的大部分。辛太太之前还打了20万加元留在了胡先生账户，正好用来把按揭付到2013年4月。

后来的两年里，胡、辛两家又“联手”买下了温哥华的另外2栋房子：2011年，他们用285万加元买下温西的另一栋房（下文简称“樱园”），登记的是辛太太的名字；2012年，他们砸下318万加元买下榆树街的一栋房（下文简称“榆园”），登记的是胡家儿子的名字。

这3栋房，有两栋都在西温富人区，另外一栋则靠近温哥华传统富人区桑那斯。

然而，炒房的战线长了，难免有涨跌。两个阔妇的友谊，终究没能经得住房价的考验。

2013年，“钱江新城”垂下了高贵的头。在这座“新城”，一栋栋写字楼虽然已经拔地而起，但地铁始终没通，空置率很高，周围商超也没发展起来，这里的居民买把葱都要开着车出去走好远，生活非常不方便。投资者们发牢骚，说当初市政府规划的蓝图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兑现，纷纷撤票，到了这年年底，几乎每个楼盘都有投资客在着急出手，“东方润园”甚至都有以低于3万/平方米的价格抛售的。

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胡太太和辛太太并没有亏本，她们的房买得早，一平方才折合2.6万——但对炒房客来说，不能“躺赢”就是赔本，房子涨的时候皆大欢喜，房子跌的时候，“闺蜜”也开始有矛盾。

根据邰先生后来在加拿大法庭上的讲述：“2013年3月，辛太太和我联系，问我能不能当中间人，去问胡太太愿不愿意把东方润园的50%的产权卖给她。她说自己的女儿订婚了，她想要把房子全买下来给女儿做嫁妆。我答应来当这中间人，在我的斡旋下，胡太太和辛太太说好，辛太太出1400万，把胡太太手上一半的产权买下来。”

对于这个陈述，辛太太是否定的：“瞎说，我从来没有要把东方润园一半买下来，是他们希望我一个人来承担东方润园的投资损失。”

“闺蜜炒房团”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辛太太当初是直接把“金色海岸”的投资房以每月3.4万的价格出租的，她3年收了70多万人民币，却没有给胡太太和邰先生报过账。这件事情令胡家直接抓狂，去法院起诉了辛太太，申请冻结了“云深别墅”；接着，邰先生也于2014年10月10日在杭州起诉辛太太，申请冻结了她价值250万人民币的资产。

3

2014年9月，胡、辛两家远在中国的“战火”直接烧过了太平洋。已经获得了加拿大身份的胡太太，将同样已经拿了枫叶卡的辛太太一家三口告上了法庭，一场太平洋两边的双线官司就此拉开了序幕。

胡太太指责“闺蜜”在温哥华买房时藏了私心：例如，2011年她还不懂如何向国外汇款，辛太太就说自己是澳门身份，熟知如何把钱搬运到国外，以此哄骗她和丈夫往自己的账户里存钱。辛太太总是建议她准备大量现金，说这样才能随时出手，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好的房，可这几年下来，她发现经辛太太手购买的房子，其实比实际的价格还要贵——例如榆园那栋房子，明明首付款只需要60万加元，辛太太却收了他们家103万。后来她找辛太太对账，辛太太非但不承认，还不肯交出房屋的合同资料。

辛太太收到传票后也不含糊，立马提起反诉告了胡太太全家。她说，自己是温哥华两栋半房子真正的主人，胡家才是“代持”，要求法官主持公道。

高等法院的一位资深女法官刚接手此案时，以为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查清楚两家购房的出资比例，钱从哪儿来、到哪栋房子去，再给两边确认个产权比例，不就完了吗？”

可她高兴得太早了。这个案子开庭之前，双方律师拟的审理计划是开15天庭。可他们没想到，胡太太和辛太太，在法庭上讲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两家都没有直接证据，拉扯到的间接证据，范围比太平洋还要宽广。开了32天的庭，连账都没算拢。

最后，连女法官都困惑地说：“两家买房子把钱转来转去，而且都不以真实目的来转钱，出资比例实在很难查清。房子的产权，有时你帮我代持，有时我帮你代持，而且双方连一张合同都没有签。在加拿大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双方当事人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习惯……”

对于信奉“精打细算的协议胜过诉讼（a lean agreement is better than a fat judgement）”的法官来说，她首先不敢相信的是，两个无亲无故的人感情能好到能在数百万的金钱往来上“忽略合同”。

对于胡太太“因为相信辛太太懂投资、所以把投资买房的事情交给了她”的说法，法官希望知道更多细节：“你家买房，要让辛女士负责找房，那么你们有没有给出明确的条件？例如，这房子多宽、多大，几个卧室，多大土地，价格需要控制在什么区间？”

胡太太答：“没有，我就告诉她，我要在加拿大坐移民监，要买房，她就看了房，决定拿下这栋UBC附近的房。我想着我家孩子以后可以再读个UBC的学位，而且我相信她的眼光，就决定要这个房。”

法官还是不解：“为什么你家买房的钱全是辛女士转出来的呢？”

胡太太答：“当时我不知道如何把中国国内的钱转到加拿大。辛女士说，她是澳门居民，可以把账户借给我转账。于是我就在中国国内把钱转给了她，再经她倒手转给我们在这边的账户。”

法官对这个说辞并不信：“你们办爱德华王子岛投资移民难道不要转投资款吗？还有保证居住意愿的居住押金，也是钱，也要转账啊。”

胡太太眉毛一掀：“那些钱都是我们交给移民中介后，由移民中介自己转过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转。再说，我们又不打算在爱德华王子岛住，押金没收了就没收了。”

（注：爱德华王子岛的投资移民可以说是加拿大门槛最低的移民，有个别中国富人会把这十几万加元的投资款当成打水漂，登陆一下转身就走，只留下一个假地址满足移民局要求的“居住条件”。曾有华人在爱德华王子岛专门开旅店，将地址提供给投资移民的中国富人用来接收加拿大移民局的信函，移民局很久才发现“一栋房子居然住了一百几十个人”的把戏。）

为了让法官相信自己所言非虚，胡太太摆开了中国银行的一堆转账记录，胡、辛两家之间的大额转账，密密麻麻有174笔。但这些资金搅在一起，又没有备注汇款目的，神仙也分不清到底哪一笔钱是用来买房的。胡太太只好信誓旦旦说，这其中有8笔汇款和这3栋房子相关。

当法官问：“你们为什么当初就没有签个合同呢？”

胡太太和辛太太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对方！”然而除了这句话，辛太太的说辞没有一点是跟胡太太相同的。

她说，温哥华的房子完全是她自己的：“胡女士从中国给我的转账和加拿大的房子毫无关系，之所以买房的钱都是从我这儿转出去的，就是因为这些房子本来就是我要买的，我只是借用了他们夫妻两个的名字而已。”

“胡女士当时虽然申请了爱德华王子岛移民，但她是根本不打算留在加拿大的。她跟我说，她在加拿大就是坐移民监，是坐牢。我当时还没有加拿大身份，我怕我买房不能贷款，就问她能不能借她的身份给我买房，她说‘可以’，于是我才把自己的钱转给她让她买房——我们都知道，这房子实际上是我的。”

辛太太的话，犹如在加拿大西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胡太太在回答法官时不知道自己犯了忌讳——法庭的翻译直接把中国人口头禅戏说的“坐移民监”翻译成了jail，就凭这句“在加拿大就是坐牢”，西媒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一万点伤害：“我们的国家这么美好，中国富人居然觉得住在这里是坐牢？！”

4

法官无奈，决定尊重双方当事人独特的习惯：“既然各持一词，你们就出示证据，召集证人吧！”她后来在判决中写道：“我提醒我自己，在加拿大文化中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事情，在另一种文化下也许并不奇怪。而且，翻译带来的细小差异，也许是天差地别。我要避免因为这些细微不同判断错证人的诚信，要综合考虑他的行为和一贯的证词，谨慎地做出判断。”

加拿大的法律体系是认可口头合同的——只要当事人能证明这个口头合同存在过。所以，胡太太和辛太太当初的口头约定一旦得到证实，也能证明出资是真实的，那这官司就有得打。

但两个女人当初到底是谁为谁买房，法官只能指望证人来揭露真相。

胡太太立刻想申请召唤当初经手的房产经纪小顾到庭作证，没想到却被辛太太一口否决了：“我反对！胡女士开庭前提供的证据名单里根本就没提这个小顾，她这是搞突然袭击！”

见闺蜜不服气，辛太太直接翻了老底：“我当初代表胡先生、胡女士在合同上签字时，小顾在证人栏曾签字说是‘胡先生和胡太太在我面前签字’。梅园快要交房时，胡先生人不在加拿大，接下来的手续还有一份文件要签字，胡女士当时直接签上了自己和丈夫的名字，小顾同样也在见证人栏目签了字——所以小顾的证词，有什么意义？”

辛太太的律师是从1981就开始执业的资深律师，她顺势推波助澜道：“所以，小顾没有信誉！他是房产经纪，与胡先生一家有利益关系，他出庭作证，对我的当事人不公平。小顾还曾经在2012年帮助胡女士家造假——他曾做了个假的租赁合同给胡女士的儿子，还收了小胡开出的假房租支票交给了辛女士，好假装小胡在这个时期住在樱园，人在加拿大。”

律师的一番话一箭双雕：既直接干掉了小顾的证人资格——如果一个证人啥都敢做、啥都敢签，还传他来干嘛呢，图他能给法庭添堵？又让胡家的信用刷刷掉血——移了民，嫌弃爱德华王子岛不住在那里就算了，人住在加拿大也行啊，可现在连人住在加拿大都能造假。

“移民居住时间还能这么证明？”法官听完眼睛都瞪圆了，“顾先生信誉有问题，我不准召他来作证。”

拔出萝卜带出泥，“移民居住时间造假”一旦要翻，那就翻起来没个完。

加拿大的海关那时还没和移民局联网，申请换发“枫叶卡”只要证明有足够的居住时间即可，移民局无非就靠“租房合同”、“工作收入”和“信用卡消费”三样数据。

后面的证据显示，胡家三口都是“敢想敢干”的人：小胡拿到枫叶卡后，并没能在加拿大居住满2年，小顾作为胡家的房产经纪，自然要为客户出谋划策，他让自己的太太“雇佣”了小胡，每个月给小胡发工资，假装小胡在加拿大工作——当然，胡太太会写张支票，把儿子的“工资”如数还给小顾。

小胡在中国的时候，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了加拿大朋友，让朋友们在本地刷卡消费。这样以后移民局查居住记录的时候，就可以解释自己在加拿大了。胡家三口人，在中国都打过110报警称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的枫叶卡也丢了——这样的骚操作，可能是为了以后好用报警记录解释为什么没有用枫叶卡入关加拿大。

法庭上，律师又抖露出一大叠小胡开给辛太太的“租房支票”。那叠假支票的用途写得很详实，有“押金”，有“第一个月租金”，有“第X个月租金”，移民局看了，一定信以为真。

旁听的群众被这花式造假惊到绝倒，法官也愤怒了：“你们这是欺骗加拿大呀！”

小胡为自己叫屈：“我也没想到要欺骗加拿大，这全是辛女士出的主意，房租也是她说个数目，我就照着写了。”

胡太太也赶添油加醋说：“是呀，这是辛女士让他假装租房子、开假支票的！”

但法官并不信他们母子的说辞：“辛女士当时还没有拿到移民资格，我不认为她有这个能力策划如此熟练的移民欺诈。而且，你们胡家比辛家有钱，我看不出辛女士有什么理由能够掌控胡女士。”

对于自己的枫叶卡为什么也丢了，胡先生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这都是我妻子做主的。”

法官后来在判决里写道：“小胡是个没信誉的人，他让我震惊。他说谎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自信满满。一旦遇到质疑，他变得非常的雄辩。胡先生也不诚实，他所说的一切证词，都没有细节，他说都是太太告诉他的，从买房到身份都是听太太的。可在我观察，他是成功的商人，不是个被太太掌控的人——这就是胡家全家合谋要欺骗移民局。”

法官的逻辑很简单：租房能是假的，工作能是假的，枫叶卡丢了也是假的，那，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买房子就是真的呢？

5

在庭审时节节败退的胡太太，越发急了：“辛女士也不是什么好人，她不假装出租樱园给我儿子，我儿子能假装租房子么？”

法官有些无言以对：“辛女士协助造假的行为也是恶劣的，但恶劣程度没有这么严重。”

接下来，胡家人的证言，越说越难。

自称在英国拿了财务管理硕士学位的小胡称：“当年其实是有人帮我母亲记账的，是我父亲公司的会计莫女士。每次我母亲转账，都会告诉莫女士用途，莫女士把款项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然后制成了Excel表格。我申请披露这些文件，请在中国的莫女士远程视频作证。她的记录可以完整地呈现，证明三栋房子中有两栋半都是我们家的。”

在一次开庭的前一天，胡家将莫会计的证言文件发给了辛太太的律师。律师立刻提出：“莫女士的文件全部是用中文写的，我读不懂中文，得请翻译来翻过来才能看。”律师提出：必须要文件原件，仔细的检查每一页，要传证人到庭当面作证，不能远程视频作证。

小胡对律师的要求提出一大堆限制条件：“这个笔记本涉及很多商业机密，你们只能看相关的页码，其他部分必须密封。而且，笔记本不能带走，只能在法庭上看。”

虽然小胡的“privileged information（保密信息）”的需要在证据法中是个万用万灵的理由，但莫会计的笔记和Excel表格实在令人生疑。笔记本上的账目是用不同颜色的笔写的，如果不查页码，谁知道这些笔记是什么时间写的呢？

法官问：“既然莫女士的笔记本如此重要，为什么之前我下令让你们双方披露会计记录的时候，你们都说转账时没有实时的会计记录？”

小胡说：“因为起诉那段时间，我母亲的情绪非常低落，一想起被好友骗了就会哭。我们都不敢跟她提这件事，我当时也没有想起其实她转账时都口头告诉了莫女士，莫女士都记了账。”

法官叹口气，又下第二个裁定：“原告无法说服我为什么莫女士的证据如此重要，这一重要证据没有第一时间列在证据清单上，也没有在我要求双方披露会计记录的时候披露。当时双方都承认没有原始记录，虽然小胡宣称Excel表格是当时的原始记录，不是后来赶着做的，但鉴于他的信誉，他的证言毫无分量。我驳回申请——莫女士不能到庭作证，笔记本不能作为证据。”

胡家又折一阵后，又提出新的证据：“胡先生在与辛太太夫妻对账时，也记了笔记，能不能提交出来作为呈堂证供？”

法官同意了，可胡先生的笔记翻开一看，乱得可以——他记笔记不以时间为线索，也不以房子为线索，想要把上面的数字关联起来，全靠口述。例如，有个地方胡先生批注了一个“3”，他就解释：“这是我们2014年对账时，辛女士说给过对方房产经纪30万的秘密佣金，她说，2013年买榆园的房子时候，因为房子非常抢手、很多人想下offer，如果要买，就要私下给卖方的经纪30万加元才行。所以我当时就在这里写了个‘3’……”

这说辞让法官无语——按这个说法，这个“3”可以代表30万，那也可以代表300万、3000万。法官本来是指望在胡家提供的一堆中国转账记录中筛选出来一笔和购房款差不多的金额，然后能证明这笔钱打给了卖家。可这些转账数字就是对不上号，而且越解释越乱。后面两栋房子的款项清清楚楚，怎么看都是从辛太太的加拿大银行账户打给卖家的。

抛开转账事情不说，法官觉得：“胡女士如果是真正的业主，为什么买个房子看也不看一眼，就凭电话里辛太太描述了一下房子，就能让她签了offer？”要知道，在温哥华，西人买房是非常麻烦的，要看房，要做产权调查，要做尽职调查，文件一大堆，不折腾个一年半载很难成交，西人房产中介赚提成非常辛苦——怎么中国人买房就这么简单随便呢？

6

没有物证也没有旁证，在法庭上的胡家人就像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在质证中，小胡会突然被抽冷子问到很多看似跟买房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你在英国留学时，是自己赚钱维持生活吗？”

“没有啊，父母寄钱给我的。”

“那为什么胡先生和胡太太说不懂怎么向国外汇款？在加拿大买房，要先把钱打到辛女士账上，然后辛女士再汇款到加拿大来？有必要吗？”

胡家的转账记录中被提溜出一串每笔5万加元的汇款记录，这些钱都是由不同的汇款人汇到辛太太的账户上的，一共90万加元。按照胡家的说法，这是买榆园时给辛太太打过来的首付款。

“这些款项，为什么都是5万一笔呢？”

“这些汇款人都是我父亲公司的员工，按照中国的政策，每人每年外汇的额度是5万，所以他们要一起汇款，才能汇过来一大笔钱。”

“既然你已经在英国读了本科和硕士，为啥还要再读一个UBC的学位？”

“我没说我要读啊！——这些都与本案无关啊！”

但法官觉得这些信息与房子是谁的有关——既然胡先生两口子已经供出来了一个英国留学生，那说明他们懂得如何往海外汇款，甚至对如何绕开中国的外汇管制政策非常熟悉，既然如此，胡家在中国转账给辛太太，再由其付款在加拿大买房的说辞便不成立；小胡已经有了学位，也没再读个学位的意思，那胡太太说的为了儿子就近读书而买UBC附近梅园的房产，也不成立，反倒是辛太太的儿子才是真的学龄儿童，更像要读UBC的样子。

况且，如果梅园是胡家要买的，为什么买了后一天也没住？为什么签了合同还把合同顺手交给了辛太太？胡太太解释称：“我们把合同交给辛女士保管，是因为她保管得更好。”但这话在法官那里就是胡扯：“你们当时是新移民，可以到银行开个保险柜，而辛女士只是游客，我看不出她有更好的保管条件。”

轮到胡先生上庭作证时，又被挖了坑：

“既然梅园是你的，为什么收房的时候你都不在加拿大？”

“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交房时我是去看了房的。”

“那当时原房主是不是还在房子里？房子里有租客吗？”

“我不记得房子里是不是有人居住……”

见丈夫底气不足，胡太太赶紧说：“我先生人多事忙，我记得，房子里有租客，是卖家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合同约定，卖了房子之后，原房主还要再租2年。”

然而胡太太看似口气肯定的话，也不是真的，辛太太的律师将他们夫妻俩当时的旅游记录呈堂：他们二人在2011年2月2日回到了中国，所以2月1日下午梅园交房的时候，除非是有超能力能穿越时空，否则他们只能是坐在飞机上。

法庭上鸦雀无声，辛太太的证词则一气呵成：“交房时梅园根本就没有人！原房主在合同里说，他有权租住2年，但是他没有租。我们全家搬进了这个房子，当时房子里家具都清空了，连床都没有。我们三口人睡在地板上，庆祝了中国的农历新年。过了几天，我把房子租给了一个新租客，租金每月存入胡先生的账户，用来付按揭，租金一个月4000加元，按揭则要还5647加元/月，都是我通过他们账户付的钱贴补的。我还交了梅园所有的地税、保险费，他们家对梅园一无所知，从来不会来管，是因为梅园根本就是我的啊！”

胡家接着被质问：“如果榆园是你们的产权，为什么辛太太一家住在里面你们也没有收房租？她为这房子交地税、交房屋保险费，你们为什么从未过问过？她装修房子，也没有和你们商量、也没征求你的许可？”

小胡说：“我们看她穷，才把榆园让她住的。”

旁听群众的下巴都要掉了：真的是贫穷限制了西人的想象力，价值300万加元的房子，随手就给“穷闺蜜”住了？而这“穷闺蜜”，还是一栋两百多万的独立屋的房主。

虽然法官对胡家讲述的“故事”心里已经有了判断，却始终想不通辛太太为什么要“借人（名字）买房”。

辛太太的解释是：“因为这样方便啊，我们在中国也是这么做的！我在加拿大没有身份，用胡家人的名字买房，我可以拿到更好条件的贷款，卖掉的时候也不会交这么多的税。”

（注：在加拿大的外国人置业，卖房时增值部分会缴纳所得税，而本国居民如果卖掉的是自己的居所，无论增值多少，所得税都将被免掉）

辛太太的法庭翻译，把“方便”翻成了“convenient”。法官被辛太太的理所当然噎住了——毕竟，“convenient”在加拿大常用的表述是：“我住的地方有很多超市，很方便。”

7

官司打到了2017年，进了死胡同，胡家郁闷得炒了最初的律师，申请改诉状。

在胡太太的新诉状里，纠纷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在购买梅园时，辛女士打给我先生60万加元，是因为我们当时买房缺钱，所以找她借了这笔钱。后来这笔钱我们在中国还给她了，所以在买梅园的事上，辛女士并没有骗我们。她是后来在买榆园的时候骗了我们——她当时说这个房子非常走俏，如果要想买下来，得私下给房产中介30万加元的秘密佣金，她在这笔钱上骗了我们。”

新的表述也有事实支撑了：胡家于2010年11月18日向辛太太的中国账户转账100万人民币，相当于30.6万加元；接下来，辛太太在加拿大向胡先生的BMO账户转了20万加元，签了梅园的offer；然后，胡家向辛太太借钱，所以辛太太于2011年1月26日又将60万加元转给了胡家先生的账户作为梅园的首付；而胡家在2011年3月回到中国后用人民币还了辛太太这笔钱，大约59万加元——所以，梅园的钱已经还清，梅园就是胡家的。

胡太太向法官解释自己改诉状的原因：“我们语言不好，之前的律师写的诉状都是错的，我们也没看他写了什么就交了，所以现在要完全的改过来。”

法官对于这份看似合理的诉状仍然有些怀疑：“你们和律师之间没有口译员吗？英语不好和律师没法交流，那你干嘛请他？”

胡太太承认在第一稿诉状提交之前和律师见过三四次面，每次都有口译员在场，但胡先生一口咬定：“律师没有念诉状给我听，也没有把诉状给我看。”

法官把胡家新诉状上的账盘了又盘，小心地提出：“那你们也没有欠辛女士60万加元呀，你们最多欠了50万——她先收了你们转给她的人民币相当于30.6万加元，然后她只用了20万加元买房，难道这10.6万加元你们都忘了？”

胡太太条件反射地回答：“这点小钱，没啥关系吧？”

见法官惊愕的表情，胡太太赶紧往回圆：“其实这钱放在她账上也没啥，之后买其他房子还可以用的嘛……这钱可能就是用于买樱园的！”

可这即兴发挥的说辞，跟后来买樱园的时间完全对不上，诉状的事是不许用“可能”打发的，于是胡家又去改诉状去了。

我曾采访过一位在温哥华和北京都开律师事务所的外籍律师，他说：“在法庭上最危险的事，莫过于失去法官的信任。”

马克吐温曾说：“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字。”看着胡家把转账金额反复排列组合，想必法官会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辛太太则是对法官坦然承认：“我反正记不得他们给我转的钱具体每笔是干嘛的了，我们在中国有七八套房子在合作投资，当时也没有签合同。我只记得这些钱都是我们在中国的投资转账，是转给我做首付和按揭的，和加拿大的物业毫无关系。”

而辛太太的女儿还说出了两家为了杭州“东方润园”那套超级豪宅翻脸的事：

2014年11月，加拿大这边的官司开始后2个月左右，胡太太和邰先生带着另外2个男人到辛太太女儿工作的地方去“讨说法”。他们在办公室里大声呵斥小姑娘说：“你爸妈都是骗子，骗我们说是要买房，骗走了3000万人民币！你得老老实实把细节都说出来！”胡太太还拍出一纸《关于投资东方润园的合同》的协议，要小姑娘签字。

小姑娘被一群人包围着，吓得不行，又看不懂合同条款，当然不肯签。这一僵持，就在人家的办公室里耗了几个小时。后来胡太太带来的一个男子上来推了小姑娘一把。小姑娘又急又怕，只好写下了一些“承诺”，偷偷叫来长辈当救兵。长辈到了后，两边直接推搡起来，打了110后，长辈被带到派出所。最后，邰先生还对小姑娘甩出一句话：“你要知道，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你！”

辛太太也说：“第二次，他们又冲到我女儿的家里，吓得我女儿躲起来，他们就大声对我女儿的婆婆吼，说我女儿欠他们1000万人民币。”

胡太太跳起来：“胡说八道，我是去找你女儿，那是因为我们的房子写在她名下了嘛！不写在她名下，我干嘛要去吓唬小姑娘？跟着我的人，只是司机而已。”

接下来，辛太太放出大招——从杭州安保公司拿来的录像。视频里，胡太太气势如虹，邰先生与另外2个彪悍大男人簇拥在侧。4个人对辛太太纤柔的女儿形成包抄，做出威胁的姿态——这恰恰就是之前小胡描述的“我母亲说到这事就要哭”的时期。

于是乎，两家人在杭州的投资纠纷又被陈列到温哥华的法庭上来。

辛太太称自己于2010年给胡太太推荐的那套680万人民币的“金色海岸”公寓（自住的那套），被胡家在2012年以1700万的价格出手，听得法官咂舌：“2年，一套公寓赚了1000万人民币？drama！”

而胡太太则说，两家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双线官司打起来后，辛太太的女儿在2015年就将两家共同投资的“东方润园”的豪宅以1250万的价格卖掉了，把贷款本息还完后，还剩下的680万人民币全部交给了辛太太——而她和邰先生之前去闹事，正是为了阻止辛家母女卖房。

辛太太愤怒了：“就是这些中国投资房子的纠纷，让胡家在中国打完官司又追到加拿大。他们在温哥华起诉我，不过为了冻结我的财产罢了。”

接着，胡太太要求法官传自己的另外一个闺蜜孙女士作证，说孙女士也是自己在中国那些项目的投资人之一：“我的证人可以说明这些（与辛太太）资金往来与在中国的炒房无关。”

这次，法官准了胡太太的要求。

官司打了一大半，胡家的证人终于在法庭的允许下露面了。孙女士在摄像头里出现，发誓要独立作证，讲的完全都是真话。她的证言就像排练过的一样流畅，与胡太太的说法丝丝入扣。眼看这番作证就要圆满结束，连辛太太的律师也提不出更多的质疑了，但没想到孙女士也晚节不保，在视频的最后，法庭上的众人在屏幕上发现孙女士的摄像机后还藏有别人，而且还在打手势——不是说好了“独立作证”吗？

面对太平洋这一边的质疑，孙女士老大不情愿地承认，“另一名也要为胡太太作证的证人”也在她的房间里。按照加拿大法庭的规定，证人不允许旁听庭审、互相交流、互相影响。那，另外这位神秘的证人待在房间里在干嘛呢？

法官还没有问下去，视频就突然黑屏了，是信号差还是孙女士那边不愿意说话了掐掉的，没人知道。

那个房间里的神秘证人，也就失去了出庭的资格。

8

胡家的证据链已经破得像渔网，但辛太太的“方便论”也够让法官毁三观。这案子双方都是原告（辛太太反诉），到底谁说的更像真的？法官举棋不定。

就在此时，律师将一张税表拍在了法庭上：“胡先生毫无信誉，他在加拿大的报税记录显示，他的全球年收入是97.11加元！”

法庭一片肃静，众人瞪大眼睛，数着胡先生税表上的小数点，人人都怀疑自己老眼昏花，少看了几个零——97万加元……9万7千加元……9千7百加元？

都不是，胡先生报税的收入是97.11加元——这位声称自己在温哥华拥有2栋半房子的投资移民，中国纺织行业排名前列的企业主，他的全球年收入只有97加元，还不够温哥华的普通华人家庭去“大统华（T&T Supermarket，一家位于加拿大、主要售卖大中华地区及亚洲食品的连锁超市）”买一次菜。

这一刻，胡家在法庭上说过的话、发过的誓、出示过的笔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倒了一地，大势已去。

当证据不能复原真相，信用就是法官唯一的依仗。加拿大的法院讲“判例”，以前的案子，过去的法官是怎么判的，可以是现在判决的依据。

像这样“合伙买房”输掉官司的，胡家不是第一个。

2011年，一名山东的女商人也来温哥华来考察，遇到个老乡，一见如故，两人决定合资在高贵林（大温哥华的一个城市）买个农场。等到起了纠纷，女商人状告老乡虚报土地价格，欺诈骗钱。老乡则反手掀了她的老底，说当时女商人转账到加拿大的钱，全是各种借人名头、捏造用途，才躲避了中国的外汇规定，“这是欺诈，欺骗中国政府！”

最后，法官判决女商人败诉：“原告没有带着干净的双手来到法庭（指她曾有违法的行为），所以就算合作伙伴违反了合同，她也无权获得救济。合伙人应核算出资比例，按比例分享土地权益。”

这桩案子之所以在温哥华的华人圈有名，是因为女商人在解释与合伙人的“信任关系”而没签合同时，曾对法官说：“中国有句话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时的法庭翻译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了：“When you meet someone from your home village, tears come to your eyes.”

法官当时很困惑地问：“你们俩的家乡也不是一个村子，山东这个城市（原话如此）有900万人口，这900万人见了面，都要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

2018年，卑诗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对胡、辛两家的官司做出判决：

“此案的当事人是两个来自中国的富裕家庭，他们将数百万加元转移到加拿大，并在温哥华购买了3处房产。这两个家庭认为最好不要记录他们彼此打交道的基础，也认为最好以掩盖真实所有权的方式进行交易，就像他们在中国购房时一样。自从陷入困境之后，两个家庭将其房产交给法院来分割财产。我想要找出哪个家庭更有可能说出真相。由于双方之间交易复杂，也没有文件记录，我感到相当的困难。但与原告（胡家）相比，被告（辛家）一方更可能讲真话。”

最后的判决是：

梅园属于辛太太，胡家夫妇只是代持，辛太太有权把自己的名字注册在产权证上作为真正持有人，全部利益属于辛太太；

樱园也属于辛太太，她的名字本来就在樱园产权证上，不必改变；

榆园是胡、辛两家共有，各有50%的产权，鉴于两家不能继续共处，这栋房子卖掉，由两家结账分钱。

法官如释重负，最后写道：“我要感谢双方律师进行的艰苦卓越的会计工作。”

耗时4年，辛太太这场官司可谓赢得漂亮：3栋房子有2栋半属于她，还有权追回自己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但这份判决也捅翻了媒体的马蜂窝，西媒各种骂声不绝于耳：

“加拿大税务局被他们踩在地上揍啊！他们搬来热钱，用空房子弄到加拿大身份，这才是真正的税务专家！”

“中国富人报税少，我们都知道，但这也太过分了啊！”

“税务局是死人吗？这都不用启动税务调查？应该由检察官提起公诉，这就是逃税！中国富人该交200%的逃税罚款，外加5年以下的监禁！”

“法院花纳税人的钱来帮中国富人算账？这样的诉讼就该直接驳回，喊他们自己回家算去！”（注：加拿大的法院并不按照诉讼金额收费，只收少量的申请费，加拿大人打官司，花的更多是律师费。）

最后，卑诗省司法部长被媒体抨击得不行，只能出来表态说：“我们曾经调查过温哥华最贵的100处房产，这些顶级豪宅，有一多半不知道房主是谁。它们或者属于海外的信托，或者属于某个公司，还有留学生、家庭主妇也拥有豪宅。温哥华是一个热钱的目的地。”

如今，一部“透明法”已经在加拿大卑诗省出台：从2021年11月30日开始，政府要求每一片土地、每一间房屋的真正业主，都必须披露自己名字与身份。无论是通过海外公司、信托基金还是找亲友代持，土地和房产背后的每一个受益人都必须主动披露，否则，高额罚金等着你。

一个送外卖的加拿大人，不可能去种族歧视一个买豪宅的中国富人。但当他们有足够的选票，就会推动法律出台，用外国买家税、空置税、透明法，给热钱设下重重关口，雁过拔毛，最后住房不炒。

Land title office（产权登记处）的“透明法登记”通知。（作者供图）

在写完本文之前，我查到一份最近的股东身份披露文件，胡家夫妇宣称自己是中国居民，无外籍身份——不难想象他们承受过的铺天盖地舆论压力，因为信用破产，后面在加拿大续枫叶卡或再申请入籍，显然困难重重。

尾声

暮春三月，西温街区笼罩在粉色的樱花云中，当年辛太太买下的、小胡假装租下的“樱园”，就位于这里著名的樱花景点。这个落英缤纷的街区，是中国富人的最爱，也是被空置税打击得最为惨烈的地区。

这栋2011年价值285万加元的房子，到了2019年脱手价仅为199万，若辛太太一直持有，也将蚀本小100万——好在318万加元的“榆园”在2018年卖出时升值到390万，而最初的“梅园”也小有涨幅。辛太太这位“投资专家”在温哥华选中的3栋房子，年化收益率还不到5%。减去持有的成本，还不如在中国国内的银行存个定期。

西温街区的樱花（作者供图）

而在太平洋西岸的杭州，2015年辛太太让女儿匆匆以每平3万元人民币出手的“东方润园”，如今已经冲上每平9.6万的高价，再次领涨“钱江新城”；而那套“闺蜜炒房团”在萧山的云深别墅，后来被法院拍卖，作价1300万人民币。

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回报资本的疯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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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开篇：下跪的老人

2018年初冬，检察院实行内设机构改革后，杜勇调去了立案监督部门，此前他做了十年的公诉人，办过许多大案，经常在电视新闻里出镜。

刚到新部门不久，杜勇就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那天上午9点多，杜勇接到一个电话，是控申（控诉申诉）大厅的老朱打来的，说大厅外面站着一个老太太，自称叫“曹桂芳”，指名要见杜勇。天气湿冷，零星的细雪打在老太太的银发上，老朱想搀着她往里面引，可还没踏出门，老太太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老朱说，要是见不到杜勇，就一直跪到天黑。

好事的人们在门外围观，老朱让大家赶忙散了，赶紧打电话向杜勇求救，“杜检，您认得这个老太吗？”

“曹桂芳……”杜勇念叨了一会儿，说还真不记得。

杜勇赶到控申大厅，把曹桂芳扶起来，老人见到了杜勇，这才吃力地爬起来，“我是为女儿周雪萍来的”。

“周雪萍？”杜勇还是没想起来。

“我前天去过律师那里，是蒋律师叫我来找你的。他跟我说，这个案子他接不了，说你调到新部门，让你给看看我女儿周雪萍的案子。”

“蒋宏伟？”杜勇问道。曹桂芳怔住了，随后点了点头。

蒋宏伟是市里的大律师，杜勇曾和他交过手，“在法庭上，这是一个难缠的宿敌。我当时也不明白老蒋这次到底想干什么，还以为他输给我，心里不服，想再试探一下我的能耐。”

杜勇带着曹桂芳步入大厅中央，让她讲讲诉求。也许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讲了十多分钟，一直前言不搭后语，杜勇听得云里雾里，只能抓取几个关键词：“杀人”、“强奸”、“逍遥法外”。

曹桂芳说，女儿出事之后，自己像患上抑郁症，“想哭也哭不出”，每到后半夜，她便独自枯坐在床沿，凝望着老伴挂在白墙上的照片。平日里，她有时精神恍惚，意识不清，情绪一激动，就无法正常表达。

杜勇问她有没有文字材料，曹桂芳才突然意识到，前天把材料落在律师事务所，律师给她打过电话，但她忘了接，材料也没拿回来。曹桂芳急坏了，杜勇安慰了几句，说这件事好办，“我等会儿给老蒋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杜勇让曹桂芳在登记簿上写自己的家庭住址，无论情况如何，他会书面告知检察院的处理结果。不料，曹桂芳却说：“地址不用留了，我过几天还会来这里。杜勇检察官，我相信你会给我女儿讨回公道。”

回到办公室，杜勇拨通了蒋宏伟的电话，这才搞清楚来龙去脉。

曹桂芳的女儿叫周雪萍，在一家名企做行政工作，自称长期受到领导朱正儒的性骚扰。2018年8月的一个雨夜，周雪萍说自己在公司加班结束后，被朱正儒强奸，但出于顾虑，她当时并没有选择报警。此后，她常常受到朱正儒的骚扰和威胁，周雪萍忍无可忍，最后做了傻事，想要捅死朱正儒，结果杀人未遂被刑拘，“后来案子被移送到你们检察院”。

“那周雪萍被批捕了没有？”杜勇随口问道，可蒋宏伟的回复让他大跌眼镜：“没有。我找人问过，她患有精神疾病，案子的承办人向法院做了强制医疗申请。老太太觉得朱正儒肯定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否则女儿不会动手要杀他，就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太太手头也没有证据，女儿也被抓了，所以就没立案。”

当时，曹桂芳跑了几个律所，都没有结果，后来她在法制新闻里看到了蒋宏伟，托人在网上查了律所地址，辗转找了过来。

不巧那几天，蒋宏伟正好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每天一大早，律所刚开门，曹桂芳就进来等着，茶饭不进，负责接待的见习律师只得给蒋宏伟发信息，让他务必回来一趟，蒋宏伟这才听曹桂芳讲了情况。

“那时候我听完，也挺同情这个老太。曹老太以前是知青，支援过边疆，回城以后，退休工资也不高，现在女儿又在强制医疗所。她想给女儿要个说法，让侄子把存折里的钱全部取现，怕付不起律师费，还管亲戚借过钱。我看到她又瘦又小，背着一个大号的黑色行李包，里面放着现金，样子很可怜，就让助理给她叫了一部网约车，把她送回家。”

“那你怎么让老太太过来找我？”杜勇有些疑惑。

“这个你别误会，我这不是踢皮球，也没必要。前阵子我听同事说，检察院搞部门改革，你调到了立案监督办公室，这个案子你们有管辖权。而且这个案子，不给个明确的答复，老太太是不会死心的，到时大家都烦。要是案子有了新进展，以你的性子和人品，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法庭上，我们俩是对手，打过几场仗，私下里，我相信你的为人。”

蒋宏伟告诉杜勇，这个案子最难办的是——第一，周雪萍患有精神分裂症，她控告朱正儒强奸的事情，无法被有效证实；第二，老太太一口咬定是他强奸了女儿，她找人联系过周雪萍以前的同事，很多人都说不知情，或者保持沉默。

曹桂芳的控告案与周雪萍故意杀人案存在关联，于是杜勇在业务系统中调阅了周雪萍案的强制医疗案件审查报告，获知了案情的全貌。

第一案：“你别碰我”

2018年8月底，周雪萍的情绪忽然很低落，经常疑神疑鬼，说自己老是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旁边。曹桂芳询问后才得知，女儿在单位被领导玷污了。

在卷宗里，周雪萍供述称：“朱正儒骚扰女下属这件事，整个部门都知道的，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很多同事都被他骚扰过，申请调离部门，我刚来部门没多久，他就借口找我谈话，刚见面就摸我的大腿。后来有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多，下班的时候，朱正儒还没走，说找我谈点事，却不让我去办公室，而是在一个类似于消防通道的地方，有很多废弃的纸箱，没有摄像头。朱正儒把我按在那里，捂住我的嘴巴。他的上衣没脱，裤子解开了，我想推开他的身体，叫他不要碰我，但他的力气很大，最后把我强奸了。他放开我以后，那些纸板箱都倒在两边，我抓过一个挡在前面，躲在后面哭，看他提裤子、栓皮带，对着我笑。”

随后朱正儒还威胁说：“你就报警吧，我知道你也不敢。我认识公安局的领导，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饭碗都没了。”

周雪萍对承办人说，自己当时很胆小，确实怕朱正儒日后给自己“穿小鞋”，只能忍着委屈。从那以后，每天上班她不得不面对朱正儒那张嘴脸，觉得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她总怀疑自己被朱正儒骚扰，同事们实则都看在眼里，却集体保持沉默，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她。那些曾被朱正儒欺辱过的女人，如今却“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她。

再往后，每到下班后，周雪萍都躲在厕所里不敢回家，生怕撞见那个“笑脸恶魔”。她坐在马桶上偷偷地哭，不敢哭得太大声，怕别人听见，直到单位的同事几乎全都走光，才逃也似的回了家。

周雪萍说她怕母亲多想，总把自己锁在屋里。有时母亲敲门询问，她就说自己工作压力大，“想要一个人待会儿”。某个失眠的深夜，她看了一部国外的犯罪电影，血色炼狱般的镜头扎进心底，她产生了杀人的念头，“想一刀一刀把他凌迟”。然后她就看见一个穿白色短袖的小男孩坐在床沿，两条小腿荡在床边，对她说：“姐姐，你应该杀掉他。”关于这个“他”，周雪萍确定是朱正儒。

不久后，周雪萍就在附近的大卖场买了一把水果刀。

案发当天，周雪萍穿着一件白色外套和淡蓝色破洞牛仔裤，刀藏在咖啡色的包里，那天中午，朱正儒再次把她叫到办公室里，还问她：“为什么背着包进来？”

周雪萍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朱正儒那张油腻的脸在正午阳光的映射之下，显得猥琐又滑稽，她不禁“嘿嘿”笑了起来，神情有些怪异。后来她对警察和鉴定人员说，自己在那一刻又听见了小男孩的声音，在她耳边说：“就是他，你要杀掉他，杀掉他……”

周雪萍的怪笑声让朱正儒心慌，他赶紧叫下属把这个疯女人拉出去：“快点打精神病院的电话，这个女人疯了！”听见身后有人进门，周雪萍来不及多想，连忙抽出藏在包里的刀，挥刀正要猛斫他的头，朱正儒吓得蜷缩在角落里，用转椅抵挡在身前，几个男同事合力拽住周雪萍，朱正儒的助理报了警。

目击同事对警方描述称，被警察带走的周雪萍披头散发，“像女鬼一样，很吓死人的，她大声朝我们喊，你们为什么不救救我呢？”

周雪萍的案子被移送到检察院，承办人问她，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在精神方面没什么不正常的。我父亲是有精神病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我身边，可是我不敢对别人说，也不想去医院检查，怕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周雪萍回答。

2018年10月底，周雪萍被刑拘，之后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送往市强制医疗所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曹桂芳证实，周雪萍的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15年前死在郊区的精神病院里。

看到这里，杜勇叹了一口气。

次日9点，曹桂芳又来了。这次她坐在控申大厅，一见到杜勇，就急切地起身问他，“检察官，我女儿的案子有希望吗？能不能把那个畜生抓起来？”

杜勇摇了摇头，说由于证据不足，而且周雪萍患有精神病，存在被害妄想的症状，派出所具有充分的不立案理由，检察院的书面答复已经拟好，正在报上级领导审批，马上就会寄到曹桂芳的手中。

“你是检察官，你懂法律，可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我不懂法，只想替我女儿讨个说法。女儿在外面受欺负了，哪个母亲会不管呢？”曹桂芳抹着泪，说得咬牙切齿。

杜勇只得继续安抚：“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女儿被坏人欺负了，肯定也会愤恨，这是人之常情。可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轻易跟你许诺，说朱正儒一定会被抓起来。没证据，咱们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

曹桂芳不再说话，她失望地看了一眼杜勇，转身走出大厅，步履蹒跚。那是个灰暗无光的冬日，控申大厅外面行人稀少，阴冷的风声像呜咽，杜勇望着老人佝偻的背影，心里有些发酸。

“法律人眼中的世界是由证据构成的，这话不假。可这不代表检察官是冷冰冰的机器，那样就没人味了。”后来杜勇告诉我，自己原以为曹桂芳控告的案子就此尘埃落定，没想到却迎来转机。

第二案：油腻的嫌疑人

没多久，杜勇受理了一起立案监督案件，被控告人正是朱正儒。“这一次控告人叫董燕，事由和曹桂芳替女儿反映的一样，还是控告朱正儒强奸。”

董燕在控告材料中反映，2018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公司的人几乎走光，自己也快要下班，朱正儒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办公室里，忽然抓弄她的右胸部。两人争吵后推搡起来，朱正儒把她压倒在身下，即将进行强奸时，由于董燕的反抗而未遂。事后朱正儒让董燕不要报警，称自己愿意花钱私了，但董燕依然决定去派出所报案。然而，派出所却不予立案——董燕身上没有伤势，且朱正儒反复声称两人是情人，此前也发生过性关系。

杜勇很快受理了该案件，他认为公安的不立案文书中虽然写有被害人董燕没有伤势，但实际上董燕的脖子和手腕有掐痕，案发后的当晚她让家人拍了很多张照片，可以与她的指控相互印证，其次公安存在尚未全面搜集证据的情况，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不久，公安局专门送达回函，并命令民警对朱正儒展开调查，最终将其刑拘后报捕。

杜勇赴看守所提讯朱正儒，这位某名企的小领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公诉干了十年，有老实坦白的，有胡搅蛮缠的，有哭闹耍泼的，还从来没见像他这种的”。

杜勇说，那天上午自己站在监区门口，等管教民警带朱正儒来。监区采光不好，光线昏暗，所有人像站在阴影里，很快，就看见一个灰黑色的人影慢悠悠地挪着步子，看上去迟疑不决。快要靠近管教的时候，开始抬手梳理头发。

“这个人很注重形象。手头没有梳子，他就赶在戴手铐之前，给自己简单打理一下，不让自己看起来太颓废。”杜勇事后回忆称。朱正儒有一张标准的国字脸，高耸的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右眼有点斜视，头顶已半秃，露出油汪汪的头皮，刚才他从左边匀过去轻薄的一撮发丝，显得欲盖弥彰。

踏入提讯室，朱正儒也不着急坐下，像领导视察一样，仰头扫视着室内的环境。杜勇打开中间那道铁门，指了指不锈钢的讯问椅：“坐吧。”朱正儒刚坐定，就用力清着嗓子，十指交叉，嘴巴微张，似乎正要准备发言。

杜勇又好气又好笑，估计朱正儒在单位当惯了领导，哪怕到了看守所，也要虚张声势，把接受讯问弄得像领导开会，结果朱正儒开口第一句话，把杜勇问得有些懵：“我能不能投诉？”

“你要投诉什么？反映看守所的问题，你可以联系这里的驻所检察官，或者我帮你代为转达。”杜勇说。

朱正儒摇了摇头，说：“我不是要投诉这个。毕竟是看守所嘛，床铺挤了一点，伙食也一般。我是想投诉民警。”

“你要把话讲清楚，到底是投诉看守所的管教，还是你案子的承办民警？”杜勇察觉到朱正儒想绕弯子，声音变得冷硬，“别纠结这些没用的，来说说你的案子吧。”

“我要投诉民警陈智宾，公安承办人，检察官你自己也可以问他，这个强奸案我是不认的，那是被他吓的，我在公安那里做的笔录都是假的。”朱正儒的表情“看起来恶狠狠的”，说得脸红脖子粗，全然没了刚才的“风范”。

“陈智宾他把你怎么了？”杜勇认识陈智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肩章两杠三星，凡是他承办的案子，都查得很细，证据过硬，也总没有刑讯的情况。

“这个警察他骂我，而且骂得很难听。”朱正儒继续“投诉”。

“他是怎么骂的？有没有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你必须讲清楚。警察刑讯逼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有顾虑，也不要冤枉陈智宾。”杜勇说。

“刑讯逼供倒是没有。”朱正儒摇了摇头，“就是凶巴巴的，把我都吓得都不敢讲话。”

杜勇不再理会，直接问他：“你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想说的？”然后示意身边的助理准备做笔录。

朱正儒直呼冤枉：“强奸传出去多难听，到时候就算法律还了我清白，名声也臭了。我请了市里最好的律师，是蒋宏伟的徒弟，叫他赶紧给我办取保候审，我要告董燕诽谤。”

“你以前是不是有个叫周雪萍的下属？”

此时朱正儒故意清了一下嗓子，反问道：“她跟我的案子有关系吗？”

“有人向我们部门控告，说你在今年8月某天晚上强奸了周雪萍，这件事是否属实？”杜勇说。

“怎么可能属实？周雪萍这个人平常就神经兮兮的，我怎么会去招惹这个祖宗？估计是有些人看我晋升了，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见不得人好嘛。”

“那你跟董燕又是怎么回事？”杜勇转回原来的问题。

“我跟董燕其实是情人关系，以前上床也是她自愿的。那晚我们吵了一架，我跟她的身体是有接触的，但绝对不是强奸。”话刚说完，朱正儒又重复了刚才的话：“我是被冤枉的。”

“你们的聊天记录可不是这么说的。”杜勇说。

“什么聊天记录？”朱正儒有点吃惊。

“董燕在案发后提供了你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你跟她说过，不要报警，最好用钱私了。有个地方要提醒你：对于这个案件，案发情况正常，董燕也经过公安询问和市院的测谎，排除了报复陷害的可能性。如果确实存在强奸行为，这种情况叫未遂。同时根据董燕的陈述，你的案子也有保底罪名，叫强制猥亵。”杜勇凝视着对面的朱正儒，故意放慢语速。

朱正儒陷入沉默。半分钟后，他叹了一口气，把那天夜里对董燕犯下的罪行一五一十地全部交代了。

朱正儒被检察院批捕后，杜勇向公安机关制发了一份继续侦查提纲。

在提纲中，杜勇首先要求民警将董燕的110报警记录附卷备查，其次“进一步排除朱正儒笔录中的矛盾点，比如朱正儒称自己是董燕的情人，但董燕矢口否认，要询问朱正儒为何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其三是按时间顺序，提供朱正儒和董燕在案发后的微信聊天记录。

等到杜勇第二次提审时，朱正儒已经顾不得形象了，油黄的秃顶彻底暴露在外面，像骄傲的公鸡被砍了红冠。态度也不像初审那样“摆出一副大领导的派头”了，反而不住地叹气，目光闪烁，跟杜勇对视的时间超过半秒，便把视线转向别处。

杜勇指着身边的助理小程，提醒朱正儒：“现在他在笔记本上打的是终审笔录，你有什么想要坦白的，就要尽快说。”

朱正儒在审讯全程都很配合，“我现在非常后悔，愧对自己的家人，希望到时候检察官可以跟法院说情，可以减轻自己的处罚。”

“认罪认罚不是嘴上说说的。”杜勇想起周雪萍的母亲曹桂芳，对朱正儒讲，“周雪萍说你强奸了她，这件事你再回想一遍，想起来了就说实话。”

“可能有吧……我好像记不得了。”朱正儒说周雪萍在他面前发过精神病，自己都快被吓傻了，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做过。

“到底有还是没有？自己做的事，现在记不清楚了？”杜勇厉声说道。

朱正儒搔着油腻的头顶，说：“我跟你讲实话，其实我在性方面有点问题，顶多对她毛手毛脚，在心里头过过瘾，但是我真的没有强暴她。她自己有精神病，虚构了一个故事，这个不能赖在我身上。”

“有没有检举揭发？”杜勇问他。按法定程序，办案人员通常在审讯即将结束时，要问这个问题。

在杜勇以往的经验里，大多数嫌疑人会直接说“没有”，另一些嫌疑人急于立功，却忘记对方的真实姓名，只记得绰号，最后徒劳无用。还有少部分人的检举揭发，往往能引爆另一桩藏匿的隐案，杜勇未曾料到，朱正儒就属于最后一种——

“我要揭发我的领导丁志盛。”

第三案：迷魂游戏

说出那句话时，朱正儒的表情像是刚搬完重物一样疲惫，似乎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他交代称，自己是由丁志盛提拔上来的，对这个贵人又敬又怕：敬的是丁志盛在公司的地位，甚至有同事传言他常年和官员们打交道，人脉四通八达；怕的是丁志盛的为人，在朱正儒的供述中，丁志盛的性格阴晴不定，“而且用药品迷奸过别的女人”。

“讲得具体一点，什么时候开始的？”杜勇心里一沉。

“2018年夏天吧，具体时间我真的记不清了。”朱正儒向杜勇交代称，丁志盛和他私交很好，周末两人经常去郊野钓鱼，“我们两个男的，聊久了就喜欢聊点荤的东西。那天上午我告诉他，前阵子我加入一个聊天群，里面的内容都很刺激，之后就把他邀请进了群。”

丁志盛进来后不久，群主准备散群，让成员们使用一款冷门的聊天软件。成员们平常在新群里分享偷拍和迷奸视频，聊天使用暗语，比如“0.25”、“七”和“力水”。朱正儒不解其意，“反正就觉得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犯法的事情”。

“那你明知他们是在犯罪，为什么还参与进来？”杜勇问。

“如果你能体会我的经历，就知道背后的原因了。”朱正儒立刻开始痛诉起自己生活不易：人到中年，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老婆骂他没出息，混了大半辈子也没什么动静，还为了“无性婚姻”跟他闹过一次离婚。女儿被送到国外留学，也不给他打电话，似乎很不待见他。

朱正儒说，自己一直活得很压抑，就想找点刺激，偶然间加入的社群便成了最合适的宣泄渠道。

当然，他同时还在为自己狡辩：“是被那些人（成员）带坏的、传染的，自己在性方面存在某些障碍，可越觉得自己不行，就越想证明自己。”这个欲念产生后，他便忍不住把身边的女下属当做猎物。

朱正儒说自己后来才知道，群里聊的那些东西都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精神类药品，也就是传闻中的“迷奸水”。“他（丁志盛）用账号私聊过我，说他想买这些东西，不方便收货，叫我用自己的号帮他弄。我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是犯法的，可这个时候，也没办法拒绝他了。”

“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还能找到吗？”杜勇皱起了眉头。

“找不到了……”朱正儒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神情懊丧，“那个软件不保存聊天记录的，他后来也注销了。”

“转账总不可能还用这些软件吧？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交易流水？”杜勇问他。

这时朱正儒没说话，过了好久，才轻声细语地说：“我看他有这种特殊癖好，正好公司那阵子要搞人员调动，我想再升一级，那些迷魂药就当成给他的贿赂，也就没让他转账。丁志盛说买了以后他要试试，我不知道他讲的试试是不是拿女人下药，后来我们聊天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提讯室的气氛变得凝重。朱正儒表情很惊恐，杜勇的眉头也越蹙越紧——若朱正儒的供述为真，那么丁志盛涉嫌的是一桩隐案，隐匿的聊天软件、迷奸药水、代替收货，这些都让深挖的难度加大，加之强奸案现场的特殊性，并且被害人被迷倒后意识不清，或者案发后不愿报案，这些限制因素都会让取证遭遇阻碍。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迷奸过别人的？”杜勇振作起精神，继续问道。

“因为他用别的软件跟我提起过这件事，看上公司里几个年轻的女孩，后来我跟群里其他人聊天才知道，原来丁志盛私下里跟卖药的人交流很频繁，还私发过一些迷奸的视频，来满足自己的性刺激。我就让对方把视频发过来，一开始他要50元，我在支付宝给他转账，看了那个视频，差不多2分钟不到，发现那个女人就是公司里的同事，也难怪他（丁志盛）没发在群里。”

那天之后，杜勇很快将朱正儒提供的线索材料，移交给公安局。“丁志盛相当于朱正儒的同案犯”，经过开会讨论后，部长将丁志盛的案子指定给杜勇承办。杜勇也预感到，自己将面临一个真正的对手。

丁志盛被刑拘后不久，他的案子被公安移送检察院提请逮捕。

杜勇告诉我，提讯时与犯人面对面，总免不了要对视。过去，杜勇曾对视过很多眼睛，有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也有耄耋的老年犯，有的茫然呆滞、有的轻蔑、有的躲闪，可唯独丁志盛的眼神，让他印象深刻，“人莫予毒，非常嚣张的眼神”。

如杜勇所料，丁志盛交代不诚，“颠倒黑白的功夫远超过朱正儒”。没多久便开始抗拒审讯，杜勇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很长一段时间，丁志盛都把头仰靠在铁椅子上，高扬起自己的下巴，“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睨着杜勇：“这个案子关系到你自己的前途，市里的领导，我都认识的。你一个小检察官，不要以为这么点证据，就能办得了我。”

面对丁志盛的轻蔑，杜勇并不气恼，反而给了他一个微笑：“这种无力的威胁代表抗拒审讯，这只会对你日后的量刑有影响。只要触犯刑法，该判刑就得判刑，这跟你认识检察长还是政委没有关系。不管你上头有什么人，我们的背后有国家。你也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公安他们会继续侦查。”

眼看施压无效，丁志盛不免有些愠怒，他强装镇定，提讯陷入漫长的沉默，一直熬到审讯结束。在签字确认笔录的时候，丁志盛抬头瞅着杜勇，鼻子冷哼一声。

那次审讯后，杜勇的确经历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2018年11月中旬，杜勇刚开车进检察院，保安就拦住他，说有他的快递，今早刚到。杜勇将包裹拆开后，发现一些精致的礼品和一张购物卡。他提着包裹就走进了院纪检办公室，纪检组长让他像固定证据一样，对着礼盒拍了几张照片，建议他将礼品原路退回。

杜勇联系了快递公司，此时他的座机响了。对方自称“是丁总的朋友，以后也是你的朋友”，还说“今天是小的见面礼，希望您行个方便，我们不会忘了您的功劳。”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知道座机号码的，也不知道你要我立什么功劳，我只知道你以后再这么骚扰，很可能会坐牢。”杜勇说完，扔下话筒。

电话刚被掐掉，杜勇又接到一个电话，是蒋宏伟打来的，一接通就毫不客气：“老蒋，你徒弟给朱正儒当律师，为了弄一份刑事谅解书，老是纠缠着董燕，这事我正想找你算账。今天我还接到一堆莫名其妙的电话，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电话是不是你给他们的？”

听完杜勇遇上的“怪事”，蒋宏伟也沉默了。

“既然接了这个案子，我就办到底。”杜勇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给蒋宏伟说，“你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阻力，人们的嘴巴有时候会被捂住，猜到的人不能明说，知情的被逼得只能沉默。两天前我就通知市局了，这一次，我们要公检联合，把案子彻底查清楚。”

“那时候老蒋还说我，那么多年了，你这个臭脾气还是没改。我说，法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过，说检察官不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法律人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人，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台只会报法条的机器。有些事可以妥协，有些事绝对不能退让。刑诉法规定，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没有证据，不能冤枉任何人。但只要这个案子事实清楚，有证据链，就一定要把他（丁志盛）抓起来。”杜勇后来告诉我。

就在那天下午2点半左右，杜勇的座机又响了。公安那里传来捷报：一名叫“程江”的嫌疑人要揭发丁志盛的罪行。杜勇顺口问道：“他想要揭发丁志盛什么案子？”

“杀人。”

第四案：荒郊女尸

就在半个月前，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郊区的荒草堆中发现一具女尸。当天上午10点13分，公安局刑侦二支队赶赴现场。根据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女尸躺在草堆中央，躯体被肮脏的彩条布掩盖，身着一件黑色的工作制服，衣物口袋有被翻动的痕迹。

由于案发现场位置偏僻，草堆旁边是一条无名小路，附近并未增设道路监控，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难度。因为无法确认尸源，公安局在案发地及周边发布了协查通告。同时，民警对工作服的品牌和款式做了调查，联系县里的服装厂，负责人说，这种制服是当地一家名企专门定制的，由厂方直接发货。

民警前往调查后，起初公司里的员工都摇头说“没印象”，后来人事部的经理看了照片，才说：“这是我们的实习生，叫刘娅，在我们公司实习了一个月不到。后来有天晚上，她给我发微信说老家有急事，以后就不来公司了。那时我很生气，说要走正规流程，好歹写个请假单吧？她就把我拉黑了。”

有同事称：“前一个星期，公司办了一个酒会，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程江跟刘娅聊了一会儿，后来他们两个就不见了。”

程江是公司的一名业务员，有时给丁志盛当司机。自从那天酒会结束后，丁志盛就把他换掉了，程江自己也不见了踪迹。民警经过综合研判后认为，这个程江有重大作案嫌疑。

次日一早，办案队火速赶往程江的户籍地将其抓获。程江到案后供述，自己逃回老家，是为了看家人最后一眼，见儿子娶了媳妇，心里就踏实了，正准备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没想到你们的速度那么快”。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民警在押解之前问他。

“知道的，到时候我检举揭发可以争取减刑吗？”程江连忙追问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程江一坐进讯问室，开口就说：“我要检举一桩杀人案。”

程江供述称，案发当晚，丁志盛吩咐程江在晚会结束后，把刘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天丁总跟我打过招呼，晚上由朱总当他的代驾，他们俩要在车里要谈点私事，不方便让我在场，叫我自己先行回去”。

程江刚准备离开公司，忽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丁志盛的车里，于是中途折返到停车场，看到车辆还停在那儿，就径直走过去。刚走到那里，他就隔着车窗望见丁志盛惊恐万状的脸，后座上还躺着昏迷的刘娅。

“丁总很生气，问我为什么突然回来？我说有东西落在车里了。他警告我，今晚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说，不然会找人做掉我。然后他说刘娅的鼻子早就没气了，现在送医院抢救也来不及了，叫我赶紧开车把她（刘娅）扔到没人发现的地方，还让我把事情做得干净一点。事后他会在我的账户里打20万作为辛苦费。”

“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民警问他。

程江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他的儿子正好要娶媳妇，张罗酒席需要用钱——“看到丁总许诺说要打给我20万，我就动心了，觉得他不可能反悔。接着他把刘娅的手机塞到我手里，叫我应付她的家人。我开车到郊区，后座那里躺着一个死人，我心里变得很慌张，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抛尸地点。后来我想到有个地方是荒野，全都是杂草丛，没有摄像头，平常也没什么人。我就把刘娅的尸体扔在草堆里面，想用打火机焚尸，可又怕被人发现，就马上开车跑了。后面几天，我都心神不宁的，20万一打到账上，我就跟单位请了假，连夜逃回老家了。后来我自己用手机查了才知道，帮人抛尸也要坐牢的，何况我手上还拿着刘娅的手机，迟早会被抓住……”

“那时候我是没想到，丁志盛的案子深挖到最后，竟然涉及一条人命。像这类重大案件要报送市检察院管辖，在这之前，我要去看守所找丁志盛再做一次笔录，用来写报送意见书。”杜勇告诉我。

2018年12月，杜勇在看守所里第二次见到了丁志盛。

“你的案子要报送给市院管辖了。”

丁志盛显得不耐烦，急忙找到讯问椅坐下：“我问了驻所检察官，他说律师给我办取保是不可能了，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可能了。”杜勇说，“刘娅你认识吧？你们公司的一个实习生，长得很漂亮，在公司酒会上当过主持人。”

丁志盛摇了摇头。

“那程江呢？你不会把自己的司机都忘掉了吧？”杜勇追问。

丁志盛挑了挑眉毛，装作一副不屑的样子，对杜勇说，程江背地里说他坏话，让他很失望，就把程江赶回老家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你们不能干涉这个”。

“那你买0.25是怎么回事？”杜勇问他。这个“0.25”名叫三唑仑，“迷奸药”的一种。

丁志盛歪着头，反问道：“我承认自己是交易过这些药品，那是因为我睡眠不好，这也犯法吗？”

杜勇对他干脆做了释法说理：“原先有人揭发你用三唑仑迷奸女同事，这其实涉及两个罪名，一个是欺骗他人吸毒罪，是你的手段行为，一个是强奸罪，属于目的行为，这时候你属于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但是现在，案件性质不同了，你涉嫌一桩杀人案。”

“什么杀人？”丁志盛这时候有些坐不住了。

“刚才跟你提到过，你的案子由区院报送给市院管辖。有人揭发你杀害了公司的实习生刘娅。”杜勇说。

丁志盛有些慌乱：“那是刘娅她自己中毒死的，怎么可以说我杀人呢？”

“那她矿泉水中的三唑仑是你放的吧？这其中存在因果关系。”杜勇看着他。

那一刻，惊恐、怀疑、不屑，这些情绪充斥在丁志盛的眼神之中，面部不住地抽动，显得恐怖而又狰狞。

讯问即将结束，杜勇看着丁志盛说：“我办了十几年的案子，最看不起两种人，一种是欺负小孩的，另一种就是欺负女同志的。对于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办事。另外，单纯从我个人的角度……”

说到这里，杜勇刻意停顿了一会儿，发现丁志盛也直勾勾地盯着他，“我看不起你。”杜勇凝视着对面的人。

尾声

2018年12月下旬，法院对朱正儒的案子开庭审理。那时检察院“捕诉合一”刚实行不久，杜勇的名字出现在派员出庭通知书上。

庭审当日，杜勇的老同事江国华与他坐在公诉席。江国华和杜勇既是同事也是同学，当年一同毕业于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从他的描述里，我得以了解到庭辩中最激烈的交战环节。

交锋中，控辩双方就案件情况展开辩论。辩护律师对杜勇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他认为：朱正儒平常与董燕关系暧昧，并且根据当时的情形判断，朱正儒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进行的，“董燕这时的态度是默认的，不能算违背妇女意志”，因此不应当认定强制猥亵罪或者强奸罪。

杜勇驳斥了对方的观点：“法律尊重女性说不的权利，因为这关乎女性的尊严。被告人朱正儒首先应该把董燕看作一个有人格尊严、能对自己身体做主的人，而不是纯粹把对方当成一个泄欲的玩具。被告人自以为能读懂女人的内心，认为董燕‘嘴上说不要心里是想要的’，这是一种主观猜测，并不能作为客观的出罪理由。他做出这些犯罪行为，没有体现对女性的尊重，同时公安民警通过继续侦查后发现，朱正儒说他和董燕属于情人关系，这其实是在说谎，根据以上这几点，他就应当承担自己的刑事责任。”

最终，法院采纳了杜勇的意见和量刑建议。

朱正儒的案子办结后，此时丁志盛的案子已报请市检察院管辖。杜勇非常关注案件的进展，“丁志盛在终审笔录上辩解说，是刘娅自己中毒身亡，跟他没有一点关系，这时候市院承办人复核相关的鉴定意见，就显得尤其重要”。

正如他所料，市院的承办检察官申请了“技术性证据审查”，为接下来的指控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同时，承办人在审查报告中提到了尸检的细节：

在终审笔录中，丁志盛辩称刘娅系药物中毒而死亡，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意。而法医从刘娅的毛发中也确实检测出了三唑仑成分。

国内外发生过乙醇加三唑仑致死的案例，但均属于酒精过量，而据其他证人陈述，刘娅在案发前担任晚会主持人，并没有喝过酒，因此排除了酒精配合三唑仑中毒致死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尸检报告中载明：“检见颈部表皮剥脱，左胸骨舌骨肌出血，甲状软骨板骨折，结合颜面部青紫，球睑结膜、舌根部出血点，心脏、肺脏表面出血点等窒息征象，分析认为死者系生前被他人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同时，《法庭科学DNA鉴定书》中载明，在被害人刘娅颈部提取的生物痕迹，“证实不能排除为丁志盛所留”。

此外，承办检察官走访了市院法医技术科，主任结合案件材料，提出了专业性意见，“通常来说，三唑仑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药物，致死的案例非常少。在这些死亡案例中，往往伴有全身性血液循环障碍、脑水肿等特征，与尸检报告的描述并不相符”。

杜勇看完报告后，长叹了一口气，“根据丁志盛在终审笔录的供述，当时他在会上喝过一点酒，与刘娅聊天前，在事先准备好的矿泉水瓶中投入三唑仑，至于最后为什么会掐死刘娅，丁志盛一直没有说，我们也不便做主观推测，具体要看法院的判决结果。最让我惋惜的是刘娅，25岁是一个女孩最好的年华，丁志盛把刘娅给毁了，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根据朱正儒提供的线索，市公安联合网警对贩售管制药品的社群展开全面侦查，收网后抓获嫌疑人7名，缴获三唑仑、地西泮等管制药品，多名嫌疑人涉嫌贩卖毒品罪、欺骗他人吸毒罪、强奸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最终，朱正儒和程江分别被判处两年和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丁志盛被判死缓，此后丁志盛坚持认为量刑过重，在看守所写了上诉书。市检察院受理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丁志盛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并未就此终结。丁志盛在上诉彻底无望后，主动检举出当地一名官员涉嫌受贿的罪行，当时监察委已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而杜勇心里的石头并没有完全落地，刘娅的父母由于罹患多种疾病，在女儿死后，生活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撑，杜勇得知这个情况后，联系控申部门帮助这对老夫妇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金，还给曹桂芳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朱正儒已被法院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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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沉默的真相》剧照

第一次创业失败了，我在凌乱的办公室里收拾杂物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往里张望，他兴高采烈地问：“兄弟，你们公司也是今天刚搬到这里啊？！”

当时，我正小心地拢起一个破损的纸箱，被他一吓，纸箱彻底散了架，里面“徐汇区创业之星”的奖杯摔到地上，一声闷响，断成两半。我的心情本就不好，回头瞟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回道：“呵，我是今天关门大吉喽，创业不容易，你也小心点。”

男人看出我没心思聊天，尬笑了两声便走了，等我收拾完东西，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正好有一张实木小茶桌不方便带走，我便拿到隔壁，准备送给那个男人。

他说自己叫谢小冬，以前是个程序员，已经创业半年了。他对我创业失败的过程很感兴趣，我对他做的项目也很好奇，聊着聊着，竟发现我们曾在同一家公司上过班。我们聊得愈发投机，自那以后，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小冬大我3岁，是安徽芜湖人，家里承包了乡镇高中的食堂，成了当地的富户。因为家庭条件好，小冬读高中时父母就给他买了电脑，但他并没有沉迷网络游戏，而是对计算机的原理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青春期的小冬有些任性妄为，高三那年，他跟班主任打了一架，学校忍无可忍，他也懒得继续读书，索性退了学。之后，小冬软磨硬泡，父亲终于答应送他去合肥的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学java编程。

小冬只学了2年多就提前离校，孤身来到上海闯荡。即使没有大学学历，他仍然靠着过硬的技术加入了一家知名的网站建设公司。上班还不到一年，小冬又坐不住了，跟着一位做销售的同事一起离职，开始创业，接一些网站建设与软件外包的活儿。

那是2006年，小冬刚22岁，第一次创业就把公司做到了五六个人的规模。他年轻力壮，意气风发，决心要靠自己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

一开始，小冬他们租的办公室在一个生活小区内，正对着上海南站，每天人来人往，有些杂乱。他的合伙人杨坤嫌烦，想把公司往市区方向搬，小冬觉得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钱，杨坤便极力劝说：“这里环境不好，招不到人才……”

小冬觉得他的话也有点道理，于是便将公司的地址顺着地铁1号线往市区方向挪了一站路，在漕宝路上租了一间略显老旧的商住两用楼。为了节约成本，小冬还选了个高层，17楼。天气好的时候，他顺着窗户，能隐约看到陆家嘴正在建设的环球金融中心的高楼（2008年建成投入使用）。

公司搬进写字楼后，杨坤忽然积极起来，主动要求承担人事工作，并对小冬讲：“你看我以前谈业务，都不敢拉客户到我们办公地方的，现在我敢了，但我们没有个前台，还是不正规，我们再招个前台吧。”

后来，小冬跟我回忆，说自己那时没想太多，只单纯觉着公司收入不稳定，不应该浪费钱。哪知道，杨坤对招前台这事很在意，三番五次地催促，让小冬很为难——注册公司时，他们的股份是五五开，只约定技术的事归小冬管，业务的事杨坤说了算，招聘谁说了算，压根没提。

后来，性格强势的杨坤擅自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启事，还特别要求前台人员只要25岁以下的上海本地女性。小冬对这条要求感到困惑，杨坤给他讲：“你不懂，前台嘛，也没啥发展前景，外地过来打拼的谁会做？肯定是没有压力的本地小孩才会做嘛。”

自那以后，杨坤就开始频繁面试前来应聘的上海姑娘。小冬注意到，应聘的姑娘漂亮些，杨坤就会在狭小的会议室里喜笑颜开地聊很久，如果长相平平，杨坤聊两句就会将对方打发走。

一次，杨坤送一个姑娘离开，似乎还未聊尽兴，他嘴里叽里呱啦地叫着：“哎哎，‘你真漂亮’用上海话怎么讲来着？”

老家在江苏的杨坤，听了上海女孩的回答，也学着用上海话附和：“对对，侬老漂亮！侬老漂亮……”

2

2008年，小冬的外包公司开始接电商网站的活儿，因为报价高，收益不错。小冬跟我聊起那段日子时，面露骄傲：“那年4月份，光预付款我们就收了七八十万呢！”

随着业务量增多，公司员工一度扩展到了20多人，杨坤也如愿以偿地招到了一个满意的前台，名叫黄英。那时，杨坤没事就去前台跟黄英闲聊，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也经常加一点上海话，不伦不类的。

一次，杨坤带着小冬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客户，客户是上海人，闲聊时随口问他俩的籍贯。杨坤犹豫片刻，笑嘻嘻地讲：“我是新上海人。”

那时，这个称呼还不够流行，客户一愣，略带尴尬地笑了笑。

5月12日下午，小冬正在会议室里的行军床上补觉，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过了一会儿，物业公司的东北大姐跑来敲门说“地震了”。

举国皆哀。19日下午，整条漕宝路上的汽车都停住了，齐齐鸣起了喇叭，小冬从窗户往下看去，感动得不行，当天就取了5000块钱，到处打听哪里能给汶川捐款。可他跑到徐家汇，找了几个地方，也没能把钱捐出去。

第二天上班，杨坤激动地跟小冬讲，说他昨晚去人民广场参加了纪念活动，“好多人啊，人山人海，大家手拉手，点蜡烛，给汶川加油，我喊‘四川雄起’把嗓子都喊哑了”。

小冬懊恼，责怪杨坤不叫自己同去，杨坤却神秘地笑了笑，说：“我不瞒你啊，昨天我跟黄英去的。”他嘿嘿地笑，说自己知道昨天是个好机会，“我带着黄英到了人民广场，大家喊口号喊得特别感动，我就拉起她的手，她也不反抗，后来——”杨坤往会议室外瞥了一眼，压低了声音：“后来我就开了个房间，你懂的，你懂的。”

看着杨坤越发得意的神情，小冬的心里很不舒服。且不说趁着悼念活动做这种事，就说作为公司老板跟员工谈恋爱，他也没法接受。但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多说这位合伙人什么。

再后来，杨坤不知从哪里得知公司里的一个程序员也想追黄英，干脆公开了他们的关系。这件事让小冬开始对杨坤产生了不满——就在不久前，杨坤还极力要求他开除那个想追黄英的程序员，给出的理由是：经常看到那个程序员在上班时间打游戏。

3

2010年，公司的电商网站业务出了问题，大部分客户都被上海一家做SaaS电商系统（平台系统，客户买一个账户，可直接在网络上登录，自行搭建网站页面）的大公司抢走了。

看业务下滑得太厉害，杨坤就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小冬，自己拿钱走人。那天，小冬在会议室里发了火，质问杨坤这两年给公司带来了几个客户：“都是老客户介绍的，都是我带着程序员去谈的，你整天带着黄英出去说是见客户，客户呢？你俩一共谈成几单？”

杨坤反倒很硬气，说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带出来的那些客户，这家公司根本做不起来。他又指责小冬不会管理，手下那帮程序员上下班不打卡，做的网站全是bug，“客户早就不满意了，要是没有我维护客户关系，你哪来的老客户介绍？”

小冬嘴笨，说不过杨坤，最后只扔下一句话：“股份你爱要不要，我肯定不买。”

此后，杨坤再也没来过公司，黄英也很快离职了。

那时正是初秋，上海阴雨连绵，小冬一个人打着伞，满上海地跑。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让你们后悔。”从地铁1号线转到3号线，再从3号线转到8号线，小冬见客户、谈业务，跑瘦了一圈。问路时，人家经常用上海话回答他，小冬听不懂，又不好意思让人家用普通话再讲一遍，便走了很多冤枉路。

等到冬天，公司的业务仍不见起色，20多个员工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小冬和两个员工维护着一些老客户的网站。

快到年底时，杨坤忽然打来电话，口气亲近了很多：“小冬呀，咱俩一起创业可是缘分呀，不能就这么散了呀，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好聊聊。”

许久未联系，俩人说了不少暖心话，最后，杨坤提出想请小冬帮个小忙：“公司还在漕宝路对吧？我老丈人呀——就是黄英他爸，不相信我自己开公司，明天呀我带着他们到咱们公司看看，你配合下，叫我一声杨总，好不好？你也知道嘛，上海老人不舍得把女儿嫁给外地人的，好在我大小还是个老板，你说是吧，哈哈哈。”

小冬忽然明白了杨坤约见自己的真正用意，那种熟悉的不舒服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可他终究心肠软，还是答应了。

戏演完了，人也该散场了。

这年冬天，上海罕见地下了一场不算小的雪，小冬正巧在下雪这天搬离了漕宝路的办公室。为了节约成本，他跑到闸北区（现已并入静安区）上海火车站附近找了个生活小区租房，用来办公和居住。

搬家的货车司机把几台电脑和桌椅卸下来后便扬长而去，小冬一个人顶着雪花，一点点地往楼上运东西，觉察到了一丝凄凉。

上海这座城市有很多面，它是摩登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繁华百年的上海滩，有幽雅的欧式小马路，也有烟火气十足的老弄堂……但对于小冬这样的外地打拼者来说，这些更像是某种平行宇宙——来上海快5年了，他的生活中，更多充斥着上下班的通勤地铁、公司楼下的黄山菜饭与兰州牛肉面、快节奏的商业文化，还有不断变换的租房地点。

小冬继续苦撑了1年，终于在2011年春节前关掉了公司。他用最后一笔尾款给员工发了拖欠的工资，之后去一家大公司上班，月薪2万块。

4

不知不觉，小冬已经29岁了，仍然单身。父母着急，不断地催他回安徽老家相亲，可小冬对伴侣的要求比较高，又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多次相亲失败后，他索性不再理会父母，也故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

小冬买了一辆公路自行车陪自己。每天晚上加完班，他就戴上耳机，从公司所在的徐家汇商圈开始骑车，回到普陀区大华街区新租的出租屋里。

过了很多年，他还记得那一路的风光：恒隆广场的奢饰品海报光彩夺目；美罗城的球形屏幕播放着最新款智能手机的广告；穿过汇金百货，顺着华山路骑过去，会路过上海交大，那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名校大门；再往前就进入了长宁区，中山公园的龙之梦大厦高耸入云；骑上半个小时就到了长寿路，那里尽显大上海的灯红酒绿，几家知名的夜总会沿街分布，大门气派奢华……

每次骑过这一段路，小冬都会故意放慢车速。他曾经面带陶醉地跟我说：“你是不知道，那些夜总会门口进进出出的女人……我的天！是我这辈子见过身材最好的女人！”说完，他还不忘感叹：“我应该就是那时候下了决心，一定要留在上海！”

可上海的房价已然起飞。连曾经的漕宝路，每平米的房价也涨到了2万多，徐家汇、五角场等核心商圈的房价，更到了4万多一平米。到了2014年，上海推出了严格的房产限购政策：单身的外地人不可以在上海买房。

刚燃起定居上海梦想的小冬，就这样被政策关在了大门外，本不急着结婚的他，也有些慌了。日复一日地上班下班，社交圈子越来越小，小冬想在现实生活找到女朋友，很难。

小冬花了很多时间在社交软件上瞎聊，跟大多数男用户不同，他是真心实意想找个聊得来的女生恋爱、结婚。无奈，女孩子们几乎都不怎么回复他，有的直接在签名上写着：“真诚找男友，非310勿扰。”——“310”是上海人身份证的开头3位数字。想留在上海的人太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冬也逐渐摸清了网络交友的套路，他觉得要获得更多的回复，必须要有几张显示实力的照片。

那时，小冬的月薪涨到了2万5，他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宝马，也学着将方向盘上的logo明晃晃地贴到头像里。很快，就有网友愿意和他在线下见面了。

开始的几次，小冬傻乎乎地载着姑娘去公司附近的东北菜馆吃饭，结果姑娘回头就把他删了。小冬纳闷，向身边的上海同事请教，对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嘲讽过后就给他支招：“你顺着徐家汇往前走10分钟就是衡山路呀，随便找家有情调的酒吧，带着姑娘喝点酒，很多事情就好说了呀。”

衡山路是上海知名的酒吧一条街，小马路两旁的梧桐树郁郁葱葱，枝叶在半空中纠缠，掩映着错落的欧式建筑。入夜，这条路上行人渐多，两侧的酒吧也陆续亮起各色霓虹灯。

一开始，小冬不敢去，后来跟着同事去了几次，熟悉了流程，胆子也渐渐大了。靠着二手宝马和酒吧，本打算谈婚论嫁的小冬竟也有了几次一夜风流——聊到这里，我起了好奇心，小冬神秘地笑笑，只说自己年轻时也是相当潇洒的，其他的就不肯再多讲了。

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吹牛的成分，但有时会忍不住想，年轻的我们是一样的。上海的夜晚对外来者并不宽容，拂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繁华，孤独与寂寞是挥之不去的。

那几年的元旦，上海外滩景区有盛大的灯光秀，陆家嘴的摩天大楼被景观灯点亮，璀璨绚丽直插云霄。浦江对岸的欧式建筑群通体闪耀着金色光芒，像绵延的锦绣金带，把黄浦江边的观景长道环抱其中。游客们簇拥在观景平台上，摩肩接踵，相机的闪光灯不时亮起，照着一张张兴奋的脸庞。天地辉煌，人潮涌动，只有昏暗的黄浦江水沉静地流淌。

2014年年底，小冬终于脱单了，他跟一个东北女孩确立了恋爱关系。女孩叫琳琳，比小冬小5岁，据说长得非常漂亮，两人拉着手在街上走，回头率很高。

新年夜，琳琳非要去外滩跨年看灯光秀，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惧严寒，短款羽绒服下穿了一条隐约露肉的丝袜，脚下蹬着一双小冬买给她的黑色高跟鞋。

小冬本不愿意去人挤人，无奈琳琳兴致高。可两人走到南京路时，小冬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因为南京路上乌压压挤满了人，一眼看不到头。

人潮向南京东路尽头缓慢前行，用了1个小时，两人才走到外滩。此时外滩观景平台上早已人头攒动，两人动弹不得，便在通往观景平台的台阶边站定。

琳琳的脸庞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妩媚，小冬用胳膊紧紧抱住她，让她免受人群推搡。临近跨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周围越来越挤了，琳琳贴着小冬的耳朵大喊：“我们回去吧，人太多了。”

这时，前面不远处的台阶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随之而来的是像海浪一般前后涌动的人潮。琳琳身子一歪，“哎呦”一声，被挤掉了一只鞋，小冬几乎站不住，仍然奋力抱住琳琳，好不容易才一起稳住了脚跟。

之后，前方不断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哭喊声，不时有人扯着嗓子嘶吼，说有人倒了。小冬踮起脚尖看，但除了黑压压的人影，什么也瞧不见，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一只手搂着琳琳，一只手不管不顾地用力推搡人群，顺着观景台的墙面不断往后退。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到了可以透气的地方。两人站定，狼狈地大口喘气，琳琳的一只脚光着，脚背被人踩破了皮，渗出了一道道血痕。

后来，小冬在新闻中得知，这个跨年夜外滩涌进了30万人，离他们不远处发生了人群踩踏事件，36个人失去了生命。

5

即便一同经历了危机时刻，一年后，小冬拼命保护的琳琳终究还是离开了他。我跟小冬很熟之后，他才在一次闲聊中吐露琳琳离开的原因。

那时，琳琳一个人住在闵行区莘庄镇，距离小冬居住的大华很远，两人只能在周末见面。琳琳想要一条狗作伴，小冬便买了条金毛送给她，之后每天晚上，琳琳就在小区里遛狗。

一次，琳琳碰到了一个同样在遛狗的男人，两只狗见面就纠缠起来，次数多了，主人也越聊越熟悉。

男人是上海人，家里是拆迁户，仅在琳琳租住的小区就有2套房产。早些年，闵行浦东等地拆迁，都是按人头加现金的方式对房主进行补偿，很多本地人经历拆迁后，手里拿着几百万现金，外加两三套房子，生活衣食无忧。

2015年后，上海房价不断飞升，这些人的资产更是水涨船高，轻松成为千万富翁。当时小冬公司的保洁阿姨在闵行莘庄镇有3套房，比公司里的大部分高管都有钱。

一个周末，小冬照例去琳琳的住处，正好撞见了琳琳跟那个男人在屋里做饭。两人配合默契，有夫妻的样子，小冬愤怒地掀了桌子，撂下几句狠话转身就走。

我问小冬，琳琳后来是怎么解释的，小冬呵呵一笑，说刚开始是道歉，后来问多了，“她就直接把我拉黑了”。小冬气不过，之后经常失眠，有时半夜睡不着给琳琳打电话，她从没接过。

“到最后我也想通了，外地人来上海嘛，都是为了往高处走，如果换成我，我也会选择找个家里几套房的本地人。琳琳没错，是我错了，我那时真的相信感情是可以超越物质的。”

跟我说这话时，小冬已经结婚3年了，老婆是家里介绍的，他们有一个儿子。

婚后，小冬一家人租住在锦江乐园附近的一个两室的老公房里，月租金4000元。一天，房东突然说要卖房，让他们尽快搬走，小冬此时已经有了些积蓄，不想再带着妻儿老小到处搬家，于是就认真琢磨起了买房子的事。

上海市区的房子，小冬想都不敢想，而青浦、奉贤这样的郊区又太远，夫妻俩上班都不方便。看了大半年，跑了几十个小区和楼盘，他们终于在松江泗泾镇定了一套新房，虽然也是在郊区，但价格勉强能承受，每平米2万9。

小冬交完定金后，掰着手指头给我算，说自己为了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1万5的房贷，得还整整30年。“到时候我都快70了，我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会儿。”小冬虽是自嘲，但语气中还是露出了些许的得意。毕竟，他终于实现了那个定居上海的梦想。

那时我上班的地方离小冬租住的地方不远，每到周末，我俩都会约在附近的便利店聊天。全家、好德、罗森，这些24小时的便利店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两个中年男人无处可逃，深夜的全家，就成了我们负担得起的避难所。

全家有现做的咖啡，只要10块钱左右，盒饭和关东煮也都是新鲜的。我和小冬买一点吃食，坐在便利店的休息区，一聊便是许久，那些隐秘的欲望和不切实际的梦想都在这样的夜聊中被消解到模糊，或被清晰地刻印。

陪我们到深夜的还有三两位城市流浪者，他们衣着整洁，安静地坐在便利店的角落里，悠然自得。有人从破旧的双肩包里拿出保温杯，问店员要热水，然后将手机充电器插到墙上，连好，便安稳地靠墙一歪，专注地看手机屏幕。有时我们待久了，会看到他们将手机收好，趴在桌上沉沉睡去，店员也不驱赶，只有开关门的音乐门铃伴着他们入眠。

我不知道他们白天都在做什么工作，但夜晚，这座容纳着2100万人口的大都市也并未将他们抛弃在街边与高架桥下。

这是上海的另一种夜晚，也是这个城市特有的温柔。

6

小冬一家搬到新房已经是2019年年底了，但他没有高兴多久，又遇到了新难题。

小冬的儿子4岁多了，作为外地人的孩子，在上海上学是个绕不开的难题。上海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小冬和他老婆都没有本科学位，达不到要求的120分，那他们的孩子就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了。

为了孩子，小冬的老婆重拾书本，准备考本科。每到周末，小冬开车40分钟送老婆去上课，然后再回徐家汇的公司加班。我纳闷，问他为啥这么积极主动地去加班，小冬苦涩一笑，说公司的程序员里，他是年纪比较大的，每年年底述职，老大都问他作为公司的老员工，比起新同事有什么优势，“这话其实就是说，公司招了这么多年轻又便宜的新劳力，我们凭啥还要高薪聘用你？”

我半认真半玩笑，说小冬不再是那个跟班主任打架的任性少年了，已经变成了没有理想的加班狗。小冬坐在全家的椅子上，一只手捂住咖啡杯，一只手举在半空，严肃地纠正我：“不对的，我当然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我的家庭安稳留在上海，让我的孩子像上海人那样享受最好的教育和公共资源。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的孩子就要重新走一遍我的路，这条路真的累，我真不想他再走一遍了！”

说完，小冬放下手，灌了一大口咖啡：“至于跟班主任打架，那是我傻X，不然也不至于连大学学历都没有，还要我老婆去辛苦考本科。”

疫情之后，小冬所在的公司效益不错，他担心的裁员没有发生，职级还升到了P8，月薪也涨到了4万块。当然，代价是更高强度的加班。

小冬老婆顺利拿到了学士学位，居住证积分生效那天，小冬特地发微信截图给我看，说他的孩子以后能在上海考高中、考大学了。

我替小冬感到开心：“完成了一个重大目标，你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留在上海了吧？”

小冬说还没呢，明年上海对外地车牌限行会更厉害，他得再拍个沪牌。之后还得跟公司谈，要求对方按最高标准给自己交社保，这样以后才有机会转上海户口。

我说他野心挺大：“咋的，想在这一代就成为新上海人吗？”

过了许久，小冬才回复我，说自己有时会想起当年的合伙人杨坤。那时，杨坤就知道找上海姑娘结婚，现在有上海户口、有车有房、小孩也能上公立学校，“我当时还瞧不起他，觉得他倒插门没骨气，要是现在给我这机会，我早屁颠屁颠去做上门女婿了，还用得着现在这么大压力吗？哈哈……”没等我回复，小冬又发来新消息：“不跟你扯淡了，搬砖还房贷去了。”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之后在对话框里写了很多字：“你用15年时间一点点将这座城市变成你的家乡，我觉得就像是你跟上海谈了一场漫长的恋爱，没有捷径，没有取巧，走完了应该走的每一步，最后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很浪漫，值得回味，这是你跟上海的故事。”最后，我还特意加了一句卡瓦菲斯的诗歌：“而你抵达的，将始终是这座城市。”

写完之后，我看到小冬前面发来的信息，就知道他并不需要我的安慰。于是，我便将这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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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这里，那里》剧照